公元前513年的一天，在晉國國都絳城的廣場上，一隊士兵運來了一座480斤重的鑄滿了文字的大鐵鼎。鼎是官方鑄的，主持人趙鞅和荀寅都是晉國執政六卿中的骨干人物;鼎的內容也是官方文件，是晉國前任正卿范宣子于公元前550年制定的刑書。不料，這件事卻在“國際”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孔子聽說后就捶胸頓足地大呼：“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子為什么會這樣驚詫呢?拿他的話來說就是：“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為什么老百姓看到法律條文就不再尊敬那些貴族了呢?
晉國大臣叔向早已對此做了解釋。當時，鄭國執政子產也鑄了一座大鼎，將國家法律條文鑄在上邊，并把鼎放在城中繁華之處向世人公布。叔向看到后驚詫莫名，給子產寫了一封信，信上說：“若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征于書，而激幸以成之，弗可為矣。”老百姓通法律了，就會引用法律去對抗貴族老爺們了!
春秋時期，奴隸主貴族可以隨意對平民用刑，權力可以說是大到了極點。即使有人制定了一些法律，也會被藏于秘府，為貴族所壟斷，不讓百姓知道。只有保持這種神秘性和恐怖性，才便于貴族隨意處置百姓。然而，刑鼎一鑄，這種壟斷便被打破了，老百姓可以引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貴族階級的權力自然就被削弱了。
事實上，正如孔子和叔向所懷疑的那樣，刑鼎的問世并不是某位卿大夫無意間的一時沖動，而是在奴隸社會日益衰落，新興封建地主階級不斷攫取政權的大背景下的必然產物，刑鼎之中確實蘊含著削弱奴隸主貴族權力的意圖。拿晉國來說，刑鼎的出現就有幾個大的政治背景。
首先是代表舊勢力的晉君的式微。從晉平公開始，晉國君權就開始逐步滑落，大權逐漸轉移到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各家卿大夫手中，其中最有實力的就是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等六卿。范宣子是范氏族長，趙鞅是趙氏族長，荀寅是中行氏族長，都是六卿中的代表人物。范宣子制定刑書，趙鞅和荀寅再把它鑄到鼎上，首先針對的就是晉君。有了成文的法律，卿大夫們就可以與晉君抗衡。
其次是晉國六卿之間的競爭與平衡。六卿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競爭的一面，在晉國政壇上輪流坐莊，相互制衡。在還沒有哪家具備壓倒性的優勢，可以一舉打破平衡、消滅其他對手的情況下，為了維護相對穩定的局面，獲得和平發展的空間，六卿之間需要通過協商建立一套共同承認的、能夠用來調解彼此矛盾的游戲規則，而這正是刑鼎可以起到的作用。
最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六卿之下的士人、國人等群體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斷提升，六卿鑄刑鼎的舉動，也是在向這些群體讓渡一部分權力，以達到籠絡人心的目的。
正如孔子所料，隨著晉君權力不斷向卿大夫轉移，在刑鼎鑄就的79年之后，即公元前434年，六卿中剩下的韓、趙、魏三家幾乎瓜分了晉國的全部土地，晉君從此開始名存實亡，并于58年后徹底從歷史中消失。不僅晉國如此，以三家分晉為標志，中國也由春秋邁進了戰國，由奴隸社會走向了封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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