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西方與清朝的主要貿易地是廣州，而廣州地方官員幾乎無一例外地利用職權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詐勒索。東印度公司不勝其擾，同時也為了擴大與清朝的貿易，指派洪任輝和喀喇生帶兩只商船北上定海。隨后，英國方面把更多的商船發往寧波等地。如此一來，到達廣州的英國商船便急劇減少，廣州官員的灰色收入與海關稅收均直線下降。為此，兩廣總督向乾隆提請將寧波的關稅翻一番，打算以這種方式來迫使洋商“自愿”留在廣州。
按說，無論洋商的目的地是廣州還是寧波，大清帝國得到的總稅收都是一樣的。但乾隆不這樣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蟲一樣從南方擴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廣州這個地方留有一個帝國與夷人之間的窗口，既可以此彰顯天朝對恭順熟番的關照和恩賜，也方便宮中采購自鳴鐘、八音鼓之類的西洋新玩意兒。
果然，寧波的關稅很快就比廣州高出了一倍。在這種情況下，東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輝北上。這個說得一口標準漢語的英國人，因緣際會地成了第一個向中國皇帝告御狀的外國人。
洪任輝到達天津后，通過向官員行賄，將一紙訴狀遞到乾隆面前。狀紙中，洪任輝指控粵海關監督等官員敲詐勒索，作為洋商代理機構的洋行故意拖欠貨款，希望天朝改革現行貿易制度，保護洋商正常貿易。
乾隆看完狀紙，龍顏大怒—乾隆最大的憤怒，不是他選定的官員們假公濟私，而是這個非我族類的夷人，不但說得一口標準的漢語，而且還找到了中國人幫他寫狀紙，此中隱情必定是中外勾結。況且，這個夷人對天朝恩賜的貿易機會，不但不心懷感激，反而橫挑鼻子豎挑眼。凡此種種，無一不有辱天朝體面。
獨裁者憤怒的后果很嚴重：洪任輝被押往澳門，在大牢里蹲了三年;那個膽敢幫洪任輝遞狀紙的中國官員被斬首示眾。而且在乾隆親自給洪任輝擬定的幾條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條竟是：擅自學習漢語。
洪任輝豪氣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狀，不僅沒能解決事實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貢貿易體制下清朝官員對洋商的巧取豪奪，反而因激怒乾隆被監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規定廣州是向洋商開放的唯一口岸。從此，廣州就成為帝國這間鐵屋上僅存的一個巴掌大的窗口，直到鴉片戰爭爆發。
另外，作為對洪任輝擅自告狀和居然懂得漢語的懲罰，朝廷在確定一口通商國策的同時，還對洋商作了諸多令西方人發指的規定。比如在廣州的洋商，春節必須撤到澳門，直至次年秋天才準再來;洋商的女性眷屬，一律不準進入廣州;在廣州的洋商的起居行動，僅限于劃定的十三行區域。而外國人不準學中文，也成為其中一項白紙黑字的規章制度。
長期以來，“自從鴉片戰爭以后，中西方就處于不平等狀態，中國就飽受列強欺凌”這一觀點早已深入人心。但我們很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B面，那就是在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方同樣處于不平等狀態。那種不平等，是中國在自命天朝上國的前提下，對西方的種種苛求與阿Q式的精神勝利之間的不平等。
1723年（雍正元年），因與羅馬教廷間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白熱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許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國內傳教，并限制貿易，被視為鎖國的開始。
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一道圣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西洋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
清代實行了“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政策的觀點源于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這一觀點，后來這一觀點于20世紀50年代納入了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寫入了教科書，并且形成了一個觀點認為“清代閉關鎖國”。
拓展資料:
閉關鎖國政策，指閉關自守，不與外界接觸的一種國家政策，是典型的孤立主義。嚴格限制對外經濟、文化、科學等方面的交流，也因此中國的整體國力及發展落后予西方國家。
其正面影響是從一定程度上打擊和限制了猖獗的海上走私以及海盜行為。對沿海地區的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動，起過一定的自衛作用。
負面影響是這一政策的長期推行，阻礙了中外聯系，影響了中國吸收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致使中國與世界隔絕，嚴重地阻礙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使得中國和世界脫軌，慢慢地落后于世界。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 閉關鎖國
清朝徹底閉關鎖國始末 清朝 乾隆 希望對你有幫助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圣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這一命令，標志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兩百多年來，乾隆的這道圣旨一直被視為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后于世界的禍根。那么，當時正值鼎盛時期的大清 帝國，為何會有這種舉動呢？ 防范鄭成功反攻，清朝實行海禁政策 原來早在明朝敗亡后，鄭成功等政治勢力一直矢志反清復明，并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周旋。據史料記載，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參與南明政權與清朝的軍事斗爭，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國以來，就一直厲行閉關政策，只不過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圖是隔絕大陸與臺灣鄭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1655年6月，在閩浙總督的建議下，清政府嚴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貿易，違者按通敵罪論處。如果有人膽敢出洋將違禁貨物販往外國，或“潛通海賊（即鄭成功）”，都將交給刑部治罪。人們即使將船只租售給洋人，也屬重罪。 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后，清政府認為鄭成功能夠多次在沿海襲擊清軍，就是因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濟了他。為了斷絕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的聯系，清廷又連下3道遷界令，將東南沿海的村莊居民全部內遷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毀或廢棄，不準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綢緞和絲棉帶出境貿易者，杖一百；若將人口或兵器偷運出境者則處以絞刑。清朝收復臺灣后，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開放海禁，設立江、浙、閩、粵4處海關，作為對外貿易的窗口。 南巡目睹洋商紛至，乾隆發布鎖國命令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18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開始工業革命，其海外貿易日益擴張。特別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強烈渴望尋找機會打開中國市場。當時，在中國沿海的4個通商港口，前來進行貿易與投機的洋商日益增多。與此同時，南洋一帶也經常發生涉及華人的事端，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覺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殺華僑，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紅溪慘案”。消息傳來后，舉國震驚。同時，澳門等外國人聚集的地方也經常有洋人犯案，使一向厭惡司法糾紛的清政府不勝其煩。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商人為了填補對華貿易產生的巨額逆差，不斷派船到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企圖就近購買絲、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熱衷于到江南一帶巡游。據說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蘇州時，從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僅蘇州一個港口就有一千多條船出海貿易，其中竟有幾百條船的貨物賣給了外國人。乾隆還親眼看到，在江浙一帶海面上，每天前來貿易的外國商船絡繹不絕，而這些商船大多攜帶著武器，他不禁擔心寧波會成為第二個澳門。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斷然發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規定洋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從而開始實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 挑戰清朝封關政策，洋商駕船北上告御狀 就在乾隆閉關鎖國的圣旨發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挑起的訟案，又進一步堅定了乾隆皇帝的決心，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洪任輝事件”。 英國人洪任輝，原名詹姆士·弗林特，當時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譯。1755年，在東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輝帶領商船前往寧波試航，希望擴大貿易范圍，開辟新的貿易港。當他們抵達寧波港時，受到當地官員的熱烈歡迎。更令他們驚喜的是，浙海關關稅比粵海關低，各種雜費也比廣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兩年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屢屢繞開了廣州口岸，派船去寧波貿易，致使粵海關關稅收入銳減。兩廣總督等官員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寧波貿易。本就對外商沒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關把關稅稅率提高一倍，企圖通過關稅手段讓洋商無利可圖，使他們不再來寧波貿易。不料英國東印度公司仍不斷派商船前往寧波貿易。頗感無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關閉了寧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英國東印度公司當然不愿就此罷休，指示洪任輝再往寧波試航，如達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設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狀。接到指示后，洪任輝于1759年由廣州出航，并向當地官員假稱回國，實際卻偷偷地直航寧波。不過，他們的行蹤很快就被清朝官員發現，結果洪任輝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師攔住，無法駛入寧波。無奈之下，洪任輝便按公司的指示，駕船來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輝通過行賄手段將一紙訴狀送到直隸總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轉呈乾隆皇帝御覽。洪任輝在訴狀中控告粵海關官員貪污及刁難洋商，并代表東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變外貿制度。抱有僥幸心理的洪任輝還幻想這一招會收到奇效，但他大錯特錯了。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訴狀后，勃然大怒。他認為洪任輝不聽浙江地方官的勸告，擅自赴天津告狀，不但有辱天朝的尊嚴，而且懷疑他是“外借遞呈之名，陰為試探之計”。結果，洪任輝被驅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輝代寫訴狀的中國人，竟落了個被斬首示眾的下場。 乾隆加大鎖國力度，外國屢派使團交涉 洪任輝事件發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擾，除了將對外貿易限制于廣州一地外，還必須加強對他們的管理與防范。1759年，朝廷又頒布了《防夷五事》，規定外商在廣州必須住在指定的會館中，并且不許在廣州過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還特別規定“番婦”不能隨同前往；而中國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聽商業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間，為了打破封閉的中國市場，歐洲諸國如沙俄、英國等國曾多次向中國派出使團，試圖說服清朝皇帝改變閉關鎖國的國策，但都無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國向中國派出的馬戛爾尼使團，無疑是最著名的一次。盡管英國為了達到外交目的，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回信中卻表示，中國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不需要增強對外貿易，從而徹底關上了中國的大門。最終在幾十年后，雙方不得不通過另外一種方式解決問題。（摘自《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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