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關于江西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在中國古代史上，江西省的地位曾有多重要?可以先簡單瞧瞧最近一千年，“江西籍”的中國牛人們，從“唐宋八大家”里的曾鞏、歐陽修、王安石，到劈波斬浪的汪大淵，縱橫大明朝堂的夏言嚴嵩，寫下不朽唱詞的湯顯祖，貢獻《天工開物》的宋應星，設計巍峨故宮的“樣式雷”雷發達，痛打倭寇的譚綸鄧子龍，甚至再看看唐宋元明清時代，一撥撥江西籍的狀元，以及明清“朝士半江西”的盛況，每個姓名背后，都是流光溢彩的歷史。
不夸張的說，至少從唐末至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政治與文化史，正是江西歷史“串”起來的。而這輝煌歷史畫卷背后，正是強大經濟在支撐。在中國從唐末至明清的經濟版圖上，江西的地位曾舉足輕重，所謂“富甲兩宋”的形容，放在江西身上，那不過是“客氣話”。
那當年的江西，到底有多富?北宋的一個半世紀里，江西人口增長兩點六倍，到北宋崇寧年間時突破四百五十萬人。江西的耕地數也突破六千萬畝，雄踞宋代全國第一。北宋每年的六百萬石漕米，江西就承擔了三分之一。作為宋代“戰略物資”的茶葉，江西的產量更占了全國三分之二。這何止是富甲天下?簡直是支撐大宋經濟的“頂梁柱”。
到了明清年間，江西的經濟地位依然是重量級。明朝年間，江西人口一度占到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洪武大移民”時代，遷移各地的江西移民，直接助推了明初經濟的恢復發展。煙草、甘蔗、油茶等經濟作物，也在江西大量種植。手工業制瓷業蓬勃發展，“江右商幫”更享譽天下，江西的商貨幾百年間暢銷天下。“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成了通俗民諺。江西的富庶繁華，早已深入人心。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經濟重量級”的省份，隨著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經濟地位為何卻在近代史上悄然沒落呢?要講清這個問題，就要先理清一個事實：古代史上的江西，為何曾經這么富?除了江西本土豐富的物產和發達的農業外，卻還有兩個發人深思的重要條件。
首先一條，就是大唐“安史之亂”后，江西得天獨厚的經濟條件。“安史之亂”后，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南經濟與北方的聯系空前加強，作為交通樞紐的江西省，地位也就扶搖直上。
一方面，江西省內三面環山，鄱陽湖卻在北部居中，境內饒江、贛江、撫河、修水、信江五大河流縱橫，以鄱陽湖為中心形成密集水網。另一方面，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提升了贛江的交通地位。連接嶺南的大庾嶺路，也變成了寬8至12尺的大路。放在中世紀的中國版圖里，江西，就好似一條連接南北的大動脈。
許多唐宋牛人的個人經歷，更縮影了江西的“大動脈”地位：比如唐代李翱赴任廣州時，就是乘船從洛陽出發，走水路沿大運河到達浙江衢州，再經陸路進入江西上饒，經大庾嶺路抵達廣州。北宋年間大文豪蘇軾被貶嶺南，從黃州出發乘船過長江后，一路經過江西境內的江州、洪州、吉州等地，最后到達嶺南。南宋大詩人陸游去四川奉節上任，從杭州乘船出發，也是要經過江西境內的江州等地，才可順利到達。
可以說，在那個時代里，別管哪路牛人，只要走長途。江西就是“繞不過去”的地方。
而從唐宋年間起，江西的洪州(南昌)就成了水陸交通中心，從洪州向東從水路到杭州，再經大運河就可到洛陽。向南可抵達大庾嶺后抵達廣州。公認“川陸一大都會”。江州(九江)則是水運中心，從江州出發的船舶，沿長江向東可到揚州，向西北直達長安，向北直達洛陽，向西可到四川。也正是從宋代起，南方特別是閩南嶺南地區的貨運，基本都是“自洪州渡江”，如此位置，堪稱中國版圖上的“黃金地段”。
坐擁如此“黃金要道”，外加江西當地豐富的物產與發達的農業，這時代的江西，真是想不發達都難。但江西在中世紀地位的長盛不衰，更得益于其發達的手工業。確切說，是兩個享譽天下的“核心產業”。首先一個，就是造紙業。
說到江西手工業，后人第一反應，常是景德鎮的瓷器，但江西的造紙業，意義也同樣重要：中國古代的造紙業發展到明代時，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浙江是公認造紙重鎮，其中江西的鉛山、永豐、上饒等地，專以生產毛邊紙著稱。雖然毛邊紙價格便宜，但需求量極大，此時明朝發達的圖書業，更叫毛邊紙成了“剛需”。
江西的造紙業，也因此規模空前：僅僅是明代萬歷年間江西石塘鎮一地，造紙業工人就有兩千多人，且形成了“一槽四人”的精細分工。其強大的產量和空前的產業規模，令“天下之所取足”。鉛山的地位也在明代快速升級，公認與蘇杭、蕪湖、景德鎮、松江齊名的“五大手工業中心”。
更值得一說的，就是同為“五大手工業中心”之一的景德鎮。明清年間，是中國瓷器洶涌出口全球的時代，景德鎮的瓷器產業，也就進入到空前火熱階段。明代的景德鎮，除了有五十八座官窯外，還有九百多座民窯。景德鎮每天雇傭的工人，總數多達萬人，每年生產的瓷器，“成本價”就在一百八十萬兩白銀以上。甚至還出現了“定制款”，即按照外商要求，生產歐洲人的餐具用品，只供出口海外。以荷蘭人的感慨說：“這類瓷器在中國是不用的”。
看過這樣的強大產量與銷量，甚至江西在明清經濟版圖里“五大手工業中心占其二”的地位。就知這當年有錢的江西，究竟強大在哪。
而也正是這兩個原因，讓我們清楚看懂近代江西衰敗的直接因素：首先就是交通地位的變化。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國門被轟開，京杭大運河的地位急劇下降，江西也受到了極大影響。南中國的水路運輸，基本改為經上海轉運各地，雖然江西境內的九江，依然是近代交通樞紐。但九江的物資轉運，近代時多是連接湘鄂蜀各省，反而與江西“割裂”了。鐵路建設也跟進較慢，昔日的物流優勢，早就蕩然無存。
“黃金地段”的身份不再，對于近代江西經濟，顯然是重要打擊。
更沉痛的打擊，卻是江西傳統手工業的衰敗：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九江成了通商口岸，紛至沓來的“洋商”，也把大量的“洋貨”拿來傾銷，直接沖垮了江西本土的手工業。
比如曾享譽天下的“鉛山造紙業”，在清末“洋紙盛行”的風潮下，每年“售價不滿十萬”。同是造紙重鎮的石城“歇業者十居八九”。曾賣火全世界的景德鎮瓷器，面對“洋瓷”也“出口大減”。至于“夏布”“茶葉”等行業，或是“紛紛虧蝕收歇”，或是“所入不過十分之一”。到了十九世紀末，江西省的“采茶業”“布業”“航運業”“造紙業”都是“難免天演淘汰之悲”。“廢業者逾半”成了常見現象。
至于江西豐厚的物產，更成了外國勢力的“提款機”：大量的鴉片憑借“特權”輸入江西，到清朝滅亡那年，每年進入江西的鴉片就有十四萬斤。江西本土的鎢礦煤礦糧食等礦產原材料農產品，更被各類“外商”“洋行”壓價收購，再制成工業品在江西傾銷。僅1887年這一年，由于英國“洋行”的壓價和壟斷，江西茶農就損失了百萬兩白銀，幾乎任人宰割。
昔日享譽天下的產業，都已風光不再，晚清年間的江西經濟，可想而知有多困難。
而比起這兩條經濟因素來，同樣重要的原因，更有晚清王朝的失敗治理。特別是鴉片戰爭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江西的鐵路公路等建設十分緩慢，相反多年以來，江西還要承擔大量的厘金負擔。晚清1880年之前，江西境內“厘卡”遍布，省內貨物流通，“厘金”往往要收到百分之三十以上。雖然后來也“裁減”，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江西每年要被征收二百萬兩白銀以上的“厘金”，幾乎年年被盤剝殆盡。
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對外受沖擊，對內受盤剝，曾經“為天下最”的江西省，自然也就在近代風光不再。這樣一段歷史，已是過往，今天正發展前行的江西省，未來一定更好。
但這樣一個過程，何嘗不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在困頓苦苦掙扎的縮影?多少的反思教訓，多少關于發展與自強的真諦，盡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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