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慎的諸葛亮深得劉備父子信賴，仍有兩件事讓人懷疑其有不臣之心，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往下看。
諸葛亮作為蜀漢重臣，深得劉備父子信賴，但他從未恃寵而驕。劉備白帝城托孤之時，曾說“如果劉禪無才，諸葛亮可以自行取度”，此話幾乎有將江山拱手相讓之意。但諸葛亮卻并未忘本，依然進退有度，只是謹慎的諸葛亮仍有兩件事讓人懷疑其有不臣之心，那就是遲遲不還政于幼主和帶甲士上殿。
聰明如諸葛亮，他不可能不知道這樣做會徒增別人猜忌，甚至可以說是授人以話柄，那他為何還要如此做呢?難道他真的有心稱帝?
諸葛亮深諳君臣之禮，卻仍掌控朝堂遲遲不交權，其實這其中大有深意。首先，劉禪繼位時年僅十七歲，而在此之前一直是由劉備掌控大局。劉禪雖然已經學過《六韜》《韓非子》等治國之書，也曾習武，但畢竟只是皮毛。而且未經實踐，只能算是紙上談兵，倉促之間就讓劉禪治理整個國家，這無疑是讓蜀國自取滅亡。諸葛亮對蜀和劉氏父子忠心耿耿，絕不愿意辛苦打下的江山毀于一旦。
君主尚且年幼，由親王或老臣代為處理政務這乃是常事。周朝時周公就曾攝政七年，攝政時間更長，手中權力也更大。因而攝政一事并非沒有前例，一直到清朝，甚至還有攝政王的存在，比如說多爾袞。可見人們對于暫攝國政一事是保持寬容和理解的，相較之下諸葛亮控制朝堂兩年也實屬正常。
諸葛亮不交權也是形勢所迫。劉備逝世當年蜀國就叛亂四起，太守朱褒和夷王高定先后反叛讓形勢更加嚴峻，諸葛亮不得不派使者與東吳重修舊好。在這之后諸葛亮討伐南方四郡，后來又北伐征討魏國。在《出師表》中諸葛亮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作為其職分，可見自劉備逝世后，諸葛亮深知自己時日無多，一心想平復內憂外患，完成先帝遺志。只有大權在握，這些事才能有條不紊地進行。
至于諸葛亮帶甲士百人上殿，在《晉書》中有過記載，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這是東晉時皇帝給大臣恒溫的特殊待遇，讓他像諸葛亮一樣可以帶甲士出入皇宮，可見諸葛亮帶兵上殿確有其事。按理說帝王多忌諱此事，秦始皇就不許大臣攜帶兵器上殿，怕遭到暗害。在劉禪這里卻一反常態，給了諸葛亮特權，這是為何呢?
首先這是對其身份的肯定，古代帝王為表恩寵，多給予臣下與眾不同的賞賜以做區分。商朝的聞太師就有雌雄鞭，可以上打皇帝，下懲百官，這里的甲士百人也與之類似。另外，這些人都是為了保衛諸葛亮的安全，蜀國國政俱系于諸葛亮一人之身，一旦他發生意外，后果不堪設想。當時蜀國國內并不安寧，即使在朝堂之上也難保意外不會發生。因此帶甲士上殿也在情理之中，是特殊時期的特殊待遇。
諸葛亮一生為蜀國和劉備鞠躬盡瘁，操勞至死，所為的無非是報知遇之恩而已。若是覬覦皇位，他早就可以動手，不必遲遲等待，所以僅以這兩件事就斷定諸葛亮有不臣之心，實在是太過荒唐了。
“扶不起的阿斗”，這是人們在形容蜀漢后主劉禪最常使用的詞語。劉備白帝城托孤時，對諸葛亮深情說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這話一說完，諸葛亮眼淚就流了出來，立即跪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旦！”
且不說劉備是不是真心想把皇位讓給諸葛亮，從劉備話中我們能看到他言不由衷地表示劉禪的無能，那么歷史上的劉禪真是這樣嗎？肯定不是，當年諸葛亮準備北伐時，劉禪就提出了不同意見，“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然而，當諸葛亮下定決心北伐后，劉禪又義無反顧地支持，由此可見劉禪絕不是平庸之輩。
劉禪從公元223年即位，到263年投降曹魏，在位41年。縱觀三國的所有帝王，劉禪是在位時間最長的。要知道蜀漢是三國中實力最弱的，劉禪能做到這一點是很值得稱贊的。也許有人會說，劉禪做了這么長時間的皇帝，完全是諸葛亮輔助的功勞，可是諸葛亮病死后，劉禪還做了29年皇帝。
問題來了，劉禪絕不是“扶不起的阿斗”，可為何諸葛亮事無巨細，遲遲不愿意還政給劉禪呢？諸葛亮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恢復漢室”是他畢生追求的目標，可劉備死后，蜀漢實力大大折扣，諸葛亮面臨著極大的壓力。“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出師表》里的這句話，解釋了諸葛亮為何不愿意交權。
不是諸葛亮不愿意交，而是此時的蜀漢危機四伏，劉禪是無法獨當一面的。諸葛亮的良苦之心有誰能懂？與此同時，一大批優秀將領先后去世，蜀漢人才匱乏。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也談到了這點，“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總之，謹慎小心的諸葛亮在“恢復漢室”這一戰略目標之前，他無論如何是不會還政給劉禪的，“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按漢制，李嚴的中都護是沒有軍事大權的，反而是司隸校尉有監察之權。另外，李嚴的尚書令本為九卿之一的屬官，掌管皇帝收發公文書函，而諸葛亮的錄尚書事則為加銜，也就是超越尚書臺，總領臺閣諸事。最后，漢末三國地方權重，州牧刺史更具影響力，就地方職稱而言，孔明以領益州牧，已為地方大員。 事實就是，李嚴遠在永安，距離成都甚遠，僅這一點就對李嚴堅守崗位的職責造成非常大的打擊。首先，光祿勛是衛隊長，他應該時刻在皇帝身邊，可李嚴卻無緣兵巡皇宮，只能駐留邊境，實質上不可能盡職護衛皇帝。其次，尚書臺為處理皇帝奏章等文書的官職，若是尚書令人不在皇宮附近，所有文獻、函令及奏章更不可能由遠在天邊的李嚴經手，因此李嚴的尚書令更無法實地掌握尚書臺各項事務。最后，中都護本來就是邊將，擔任這個職位的人根本就無法影響到中央。因此李嚴的光祿勛、尚書令及中都護都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全拜留守永安之賜，李嚴身兼此三官職，卻為名存實亡。更何況李嚴位處邊陲，即使皇帝有事發生，他也不可能在有效時間內趕到。確切地說，他完全被趕出了中央。我們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確定的一點就是：劉備根本就沒打算承認李嚴輔臣之實，他讓李嚴空頂著輔臣的帽子，不過是為了穩定當時的局勢。 可李嚴并非是逆來順受之輩，如果說，他不明白這是劉備奸詐的話，那么，在劉備死后，諸葛亮獨攬朝中大權就讓他極為不舒服了。 事情該從他駐守永安時說起，在這期間，發生了幾件很不尋常的事。第一件事是，益州從事常房去南中巡視，但他在巡視途中卻不宣傳他上司諸葛亮的教令，卻以都護李嚴的書信去曉諭益州郡各大姓家族。第二件事是，李嚴的好朋友孟達投降魏國以后，很為魏文帝曹丕所倚重，兩人互有書信往來。李嚴這個人在三國時的名聲并不好，他歷事三劉（劉表、劉璋、劉備），朝秦暮楚，當時，他率軍鎮守蜀國的東大門，如果他像當初投降劉備一樣投降曹魏，蜀國的前途不堪設想。這些征兆首先就引起了諸葛亮的重視。 第一件事可看做是李嚴在與諸葛亮爭奪權力；而第二件事則完全可以看做是李嚴又犯了三心二意的毛病。 但是，諸葛亮畢竟顧忌李嚴。首先，李嚴并非好惹之輩；其次，諸葛亮自己正在為蜀漢王朝開疆拓土，無暇顧及。226年，李嚴被調往江州，到了這個戰略要地后，他多年來對中央政權和諸葛亮的不滿開始發泄出來。 首先，他在江州修筑大城，周圍十六里，修建蒼龍門和白虎門，還計劃在城西十里處鑿通后山，匯通兩江，建設一個新城市，作為他的勢力控制的據點。同時，他要求諸葛亮把五郡劃給他建立巴州，由他擔任巴州刺史。緊接著，他又希望中央政府允許他開府治事。要知道，當時在蜀國，只有丞相諸葛亮一人才有這個資格開府治事。 無數事情都讓諸葛亮感覺到，如果不把李嚴除掉，遲早有一天，他不但會飛走，并且還會掉過頭來咬蜀漢政權一口。諸葛亮猜得沒有錯，當李嚴手握蜀國四分之一的重兵后，他就開始違抗中央的命令，并且對諸葛亮派來的人故意冷落，進行排斥。 這個時候的江州儼然已成了一個獨立的政治軍事中心，要同蜀國的中心成都分庭抗禮，平分秋色。李嚴能發展得這么快，完全是靠著劉璋舊部的身份。諸葛亮與李嚴的關系也成了當初西周周公主陜東、召公主陜西，二公分陜而治的勢態。 諸葛亮當然不同意，他做了周密部署，開始向李嚴進攻。首先，在230年，他上表晉升江州都督李嚴為驃騎將軍，并命令他帶領軍隊兩萬人前往漢中。同時，又任命李嚴的兒子李豐繼任江州都督，辦理善后事宜。李嚴找不到任何借口來推辭，并且也沒有必要推辭，在他看來，江州還在他姓李的手里。他只好按照皇帝的命令到達漢中，諸葛亮就命令他留駐漢中，署漢中留府事。 第二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讓李嚴負責供應軍需物資。但事情就出來了，有人告李嚴施展欺上瞞下、弄虛作假的手段，企圖誣陷諸葛亮。李嚴的“罪行”被揭露后，諸葛亮“當機立斷”，聯合高級官員二十二人上表給劉禪，將李嚴削職為民，流放外地。老于世故、才能出眾的李嚴會犯這樣愚蠢的錯誤，簡直是扯淡。 接著，諸葛亮奪去了江州都督李豐的兵權，重新任命了江州最高指揮官，從此后，江州這個戰略要地才真正回到了蜀國政府的掌握之中。 而隨著江州的歸來，劉備的政治遺囑也宣告了破產。這個中國歷史上表面看上去最溫和實質卻最狡詐的皇帝的政治遺囑從開始就注定要破產，他讓李嚴作為輔臣之一，不過是想安撫劉璋的舊部，但諸葛亮徹底打破了這種安排。后來，蜀漢政權的滅亡仍舊是由新人（劉備這一面的人）和舊人（劉璋那一面的人）的矛盾激化所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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