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今天小編給大家整理了于謙的相關內容，不知能否幫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識?
在明朝的歷史上，有一件事情讓大明王朝的歷史發生了巨變，不僅國力直線下降，連軍隊的戰斗力也開始落后于西方，國家威嚴不再不說，整個大明也從威服亞洲的強國，變得被敵人吊著打。而這件事情就是大名鼎鼎的土木堡之變，甚至被瓦剌軍來到了大明王朝的首都前。
當時的情況是，明英宗朱祁鎮對自己過于自信，加上王振的攛掇，他不顧大臣的反對，親自帶兵親征瓦剌。結果呢，雖然他不僅帶著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而且是裝備優秀的大軍，配備著神機營，還有大炮，火器等當時領先的設備。但是，問題是他們是遠征，距離后方太遠，加上朱祁鎮是突然間的御駕親征，所以，一切并未完全的準備就緒。
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因為，瓦剌離大明的腹地過遠，加上準備不夠充分，參考蜀漢時期的大將都知道提前。一年的時間準備軍備物資，而土木堡之變則完全和兵法相違背。不方便運輸物資，加上皇帝親征，最高統帥從駐守邊疆的大將，變成了朱祁鎮自己。而他又是個耳根子很軟的人，被王振攛掇著親征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此一來，大明的軍隊完全沒了勝算。后來皇帝被捕，大明的軍隊全軍覆沒，隨行大臣全部被處死，瓦剌軍，甚至兵臨北京城下。原本整個大明就被因皇帝被捕，陷入了消極的狀態中，更重要的是，朱祁鎮親征時，已經把大明的主力、精銳部隊帶出去了，留守在北京的軍隊并非主力不說，人數也不行。更恐怖的是，當時已經有大臣提出遷都南京避禍，來為大明保存實力。
于謙力挽狂瀾
就是在這個時候，于謙橫空出世。當時因為朱祁鎮出征前，曾囑托朱祁鈺監國，當時的于謙雖然官職不低，但是，卻并非受到重視的臣子。但是，在一片遷都的聲音中，是于謙出來義正言辭的說：此時遷都，所有人都是大明王朝的不肖子孫，提出遷都的人應該立刻斬首示眾，以安民心，因為宋朝惡例在前。
然后，在否定了遷都的說法后，他提出了應該主戰，不僅僅是挽救大明的江山，更重要的是要挽回大明的尊嚴，而明朝的人，因為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氣節方面根本不需要懷疑。于謙此話一出，立即受到了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外國官員的支持。緊接著，監國的朱祁鈺也表示此法可行，然后眾臣就將防守北京的計劃定下來了。
于謙也因此被提升為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御。 在他的帶領下，北京軍民一心，堅持答應了北京保衛戰，使得瓦剌不遠而來，原本打算以朱祁鎮為交換條件的想法也落了空。加上，他們雖然兵臨城下，但是和大明遠征瓦剌一樣，同樣面臨著軍資運輸不易的局面，加上大明的軍民們，因為皇帝被捕，而產生的巨大凝聚力，以及大明臣子和太后，一致重新擁立了朱祁鈺為帝。所以，大明打贏了北京保衛戰。
主持擊殺王振殘余力量
但是于謙并非僅僅功止于此。在北京保衛戰爆發之前，雖然他提出主戰，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群臣激憤之時，要求懲罰王振的黨羽，以告慰被捕的朱祁鎮時，朱祁鈺當時尚未繼位，也知道王振是他哥的心腹，一時難以抉擇。是于謙，拉住他的衣袖，讓他早下決斷，以平復臣工的怒氣。也是他在王振黨羽被眾臣群毆致死時，提出群臣激憤，但殺的卻是罪人，不需懲處，雙管齊下，安撫了朱祁鈺，也維護了百官的利益，更讓奸賊付出了代價。
擁立新君繼位
另外，于謙還有擁立新君，安穩朝綱之功。當時朱祁鎮被捕，雖然已經立有太子，但是大明當時正值多難之秋，如果少主繼位，很可能會招致敵人的覬覦。于是，大臣們提出讓朱祁鈺繼位的想法。原本，朱晨已經和太后談好了條件，朱祁鈺只需要繼位就好了，但是，朱祁鈺不愿意登基。此時是于謙聲說："我們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不是為個人打算。"朱祁鈺才勉強同意。
朱祁鈺繼位后，于謙還說服他將朱祁鎮接回來，更重要的是，在朱祁鈺為帝的十幾年里，于謙一直兢兢業業，認真為大明的朝廷出力。并且，他從不貪污，即便是后來朱祁鎮復位，下令將他家查抄，也是一貧如洗，沒有不該出現的錢財。只有朱祁鈺賜給的蟒袍、劍器。所以，于謙的案情是天下皆知的冤枉，但是為了立威，于謙還是被朱祁鎮給殺了。
因為于謙雖然賢能，但是卻在朱祁鈺的手下干了多年。還深受重用，復位的朱祁鎮即便是因他還朝，甚至明知他賢德，還是要殺他，警示其他人。因為于謙這樣的賢臣都可以殺，何況其他人?同時，朱祁鎮此舉也的確效果斐然，無人敢有異議。
魏忠賢對崇禎說不要重用東林黨人，這些人只會動動嘴皮子，實則什么都干不成。崇禎并不會聽魏忠賢的話，在他的眼里，魏忠賢就是一個小人，是他想要除掉之人。
崇禎對魏忠賢很是不喜，因為魏忠賢是一個太監，卻手握重權，天啟帝還重用魏忠賢，才導致朝廷越來越黑暗。有一次魏忠賢給崇禎遞了份奏折，當他想跟崇禎一起討論討論的時候，崇禎卻下了逐客令。魏忠賢表示難以置信，一直以來帝王都非常重用他，他哪里受得了冷落，于是便執意要陪崇禎一起討論。
魏忠賢的行為在崇禎眼里就是挑釁，連帝王的話都不聽。崇禎直接跟魏忠賢說自己并不需要他，魏忠賢才明白崇禎不打算跟他裝下去了，這是要拿他殺雞儆猴啊。崇禎謀劃了很久，將魏忠賢逮捕入獄。這期間崇禎一直在重用東林黨人，因為東林黨人一直在跟魏忠賢對著干，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魏忠賢臨死的時候勸告了崇禎，他說東林黨人其實是一幫偽君子，讓這些人當道只會加速明朝的滅亡。崇禎聽了之后大怒，好你個魏忠賢，死到臨頭還在妖言惑眾，為了跟魏忠賢對著干，崇禎將東林黨人都提拔上來了。魏忠賢知道崇禎容不下他，他曾經跟崇禎說你要殺我，只需要派一個人過來就好了。崇禎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怎么可能聽魏忠賢的話。
等到邊關戰事吃緊，崇禎想要聽聽臣子們的看法，但是卻沒有人能夠給出什么意見，或者出錢幫助國家度過難關。很多東林黨人為給自己謀后路，都會選擇貪污，貪污的錢財數目驚人。崇禎這時候才意識到國家無人可用，也沒有錢可以打仗。事實證明東林黨人才是真正誤了明朝的人，最后也是這幫道貌岸然的君子將城門打開，放了敵軍進來。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撫朱紈，服毒自殺了。
三年前，這名軍事才華出眾的帝國官員，被嘉靖皇帝任命為浙、閩兩省最高軍事指揮官，負責平息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
為官清正的朱紈，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種暗示。有人許他富貴，有人許他升官，朱紈不為所動，來了個釜底抽薪，“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把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壓得死死的。
當時整個帝國都知道，所謂的“倭亂”，絕大多數是亦商亦盜、以海外貿易為生的浙閩兩省人，只有極少數的日本浪人參與其中，而且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國大海商。
朱紈嚴格執行帝國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強硬的軍事措施，先后俘獲了當時最大的兩大海商集團頭目——許棟和李光頭。
朱紈在給朝廷報捷的奏疏中，指責浙閩兩省的世家大族與“倭寇”有勾結。
這項指控，相當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強家族中扔下一顆炸彈。
兩省的豪門大族，立馬動用各自的官場資源，對朱紈展開反擊。浙閩籍的朝廷言官紛紛彈劾朱紈，一方面說被俘的許棟、李光頭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賊黨，更不是倭寇，要求從輕發落；另一方面說朱紈污蔑浙閩士人，惑亂視聽，請求皇帝擼掉他的軍事權力。
結果是，朱紈下令對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盜”，處以死刑。
這一下，浙江、福建兩省士大夫十分驚恐，再次彈劾朱紈“擅殺”——帝制時代，生殺大權必須掌握在中央特別是皇帝的手里，朱紈擅自殺伐，給了別人彈劾他謊報軍功、僭越權力的理由。
轉瞬之間，“禁海”名臣朱紈，變成了帝國的待罪之徒。
他無限感慨地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絕望中，朱紈喝下毒藥自殺。臨死前，他頗為無奈：“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
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為官清正、能力很強的官員，在死守一條落后于時代的國家政策（海禁）時，連同自己的性命，也為時代所吞噬。
朱紈死后17年，1567年，隆慶皇帝即位后順應時勢，開放了海禁。由此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最顯著的一點是，世界上的白銀，終于源源不斷、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國。
從此時起，到帝國覆滅，大約77年間，大明王朝迎來了它的“白銀時代”。
一個帝國，生死系于白銀。
1
1542年，從日本駛向中國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獲，船上滿載白銀3000公斤。當時，在海上從事中日貿易的這樣的商船，大約有10—20艘，進口到中國的白銀不少于20000公斤。
而這都屬于非法的走私貿易。
嘉靖時期，聲勢浩大的“倭亂”，很大一部分誘因，是由于日本發現了產量巨大的銀礦。來自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斷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銀”。
1544年，一艘中國商船在海上遭遇風暴，漂到朝鮮。朝鮮方面問船主，為何事而來。船主回答說：“以貿銀事往日本，為風所漂而至此。”
這說明，中國商人以獲取白銀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貿易，已經開始了。
根據歷史學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間，平均每年有75噸白銀從日本流入中國，總計有7500噸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這僅僅是白銀進入中國的一個來源。
白銀的另一個來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繼在波托西（今屬玻利維亞）和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發現特大型銀礦。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銀，通過國際貿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盜掠奪以及戰爭賠款等多種渠道，源源不斷地注入西班牙和歐洲其他主要國家。
但是，流入歐洲的美洲白銀，最終，大部分都被裝運到了中國，用于購買中國產品。
其中一條路線是：西班牙著名的“無敵艦隊”裝載白銀，自墨西哥、巴拿馬和秘魯等地出發，經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繞過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果阿港。沿途有買有賣，有裝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載來自地中海和中近東市場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銀，再經馬六甲運至澳門。然后由葡萄牙人用這些白銀購買日本、印度、中東、近東、中歐和西歐各地市場所需的大宗中國貨物。
僅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運至澳門的白銀，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慶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銀直接航越太平洋，運到馬尼拉，再經過貿易轉至中國，這就是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這條路線，成為明朝晚期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渠道。
一項數據研究顯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間，通過美洲—菲律賓—中國這條路線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達到4620噸。
數據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內的世界白銀產量，占總額的1/3至1/2最終都流入了中國。
明朝中國因此被形容為世界白銀的“吸泵”，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的白銀。
沒辦法，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太強了，天下無敵。當時，整個世界都受益于中國輸出的物美價廉的商品，茶葉、瓷器、絲綢、棉布、藥材等等。而站在中國，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夠售予中國的貨物，卻非常有限，這就逼迫他們只能用白銀貨幣來跟中國做生意。史載，當時的外國商船來中國貿易，“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
難怪后來的清朝皇帝會習慣性地聲稱“天朝上國，啥都不缺”，這是中國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維持大幅度貿易順差的思維慣性使然吧。
說個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禎十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達中國，英國人很興奮，以為從此可以狠狠賺中國人的錢了。結果，他們連一件英國貨都賣不出去，只是拋出了8萬枚西班牙銀元，滿載中國貨而歸。
明朝對洋貨沒興趣，但為何對洋元（白銀）這么有興趣呢？
2
在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之前，明朝法定的貨幣，已經崩潰了。
明朝建國后，最初的法定貨幣，也是唯一的法定貨幣是銅錢。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發行“大明通行寶鈔”，開始了明朝的紙幣時代。
為什么要改銅錢為紙幣？
明朝的官方說法有三點：
一是如果用銅錢鑄幣，由于銅礦缺乏，民間不得不以銅器上繳國家，這是勞民傷財；二是當時民間已經出現了盜鑄銅錢的現象，擾亂國家貨幣秩序；三是銅錢分量重，長距離交易、攜帶和運輸，遠遠不如紙幣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發行紙幣，竟然沒有準備金的概念。
有多少儲量的銅錢，就發行相應數值的紙幣用于兌付，這在當代是一個基本的金融常識。而在當時，包括最早發行紙幣的宋、元兩代，基本都沒有準備金的理念，想著用紙一印錢財就滾滾來。元朝的崩潰，一大原因就是濫發紙幣引發通貨膨脹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著學宋元兩代印錢，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從未想過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難想象，大明寶鈔從面世之日起就開始貶值。
大明通行寶鈔
由于發生不可控的貶值，朝廷就加大發行量，從而造成更迅速的貶值，這是一個無解的惡性循環。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寶鈔僅僅發行了15年，鈔值已經貶到官方定價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寶鈔發行60年之時，寶鈔對白銀的市場比價，降到了1000貫抵1兩（官方定價是1貫抵1兩）。也就是說，明朝的法定貨幣在60年間，貶值千倍，形同廢紙。戶部經過調查后表示，民間交易，只用金銀，寶鈔沒人用。
面對大明寶鈔剎不住車的貶值，朝廷的應對也很奇葩：一開始是用權力，禁止民間使用銅錢、金銀交易，后來想到要回籠舊鈔，但回籠過程還想著以新鈔來搜刮社會上的白銀，導致徹底失敗。
直到大明寶鈔發行大約100年的時候，即正統至成化年間，寶鈔在民間流通中徹底絕跡。這個時間點，跟元朝的壽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沒有因此滅亡，只是多虧了朝廷的變通。
從正統到成化年間，朝廷逐步放開“銀禁”，“朝野率皆用銀”，相當于政府被逼放棄了已經崩潰的法定貨幣，重新錨定了具有硬通貨性質的白銀，從而拯救了明朝的經濟體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賦稅幾乎都是通過白銀收取，甚至國家的各項財政支出，包括軍餉、工程營建、政府采購等，也都用白銀。
這說明，在1560年代左右，雖然朝廷仍未承認白銀是法定貨幣，但在現實中，白銀已是整個帝國的第一貨幣。
白銀一旦成為明朝的首要貨幣，它的產量就變得至關重要，重要到可以影響帝國安危。但是，中國本土的白銀產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廣西、云南等地加大開采力度，所產仍然遠遠不足以應付整個社會的貨幣需求。
救命稻草來自于我前文所說的海外白銀，包括日本產和美洲產白銀。
這里有一個非常巧合的時間節點：當明朝需要大量白銀的時候，日本和美洲的銀礦剛好被發現了，大航海時代也剛好來臨了。
嘉靖時期雖然厲行海禁，其實對走私貿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國制造換取世界白銀。而且，浙、閩兩省人從這種海外貿易中獲利甚巨，從大海商、大海盜、地方豪強富戶，到朝中士大夫、官員，形成強大的利益共同體。
但也正是在嘉靖時期，海上走私貿易的問題，以“倭亂”之名被當成政治問題提了出來。
從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紈受命巡撫浙閩開始，明朝對之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走私貿易進行收緊。無論是朱紈處死大海商許棟、李光頭，告發浙閩士大夫勾結“倭寇”，還是后來胡宗憲誘捕縱橫東南海域、在日本叱咤風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趨嚴的表現。
然而，這是一把雙刃劍。嚴禁海外貿易，相當于切斷了白銀輸入的路徑，引起浙閩兩省的內部反抗不說，光是對于明朝貨幣的供給而言，就已經造成了白銀緊缺的惡果。
所以，1567年，隆慶皇帝上臺后，帝國已經有撐不住的跡象，趕緊開放了“海禁”和“銀禁”，以寬松的政策，促進白銀流入。巨量的白銀，最終緩解了明朝的經濟窘迫，并促成了后來張居正的改革，增強了朝廷的財政實力，使其能夠為之后的“萬歷三大征”買單。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沒有隆慶開關，繼續執行嚴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撐到17世紀，真的很難講。
可以說，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銀給的。
3
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明朝續命依靠白銀，明朝的死，最終也因白銀而起。
稍微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一個很著名的論斷：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資本主義萌芽，正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和進口催生出來的。
白銀類似于當代的外匯，為了換取外匯，明朝發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經濟，促進整個社會向著專業化、商業化，甚至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特別是江南地區，隨著國內外對絲織品、棉布的需求，越來越多的土地從糧食作物改種桑麻等經濟作物，越來越多的人改行進入到紡織生產和貿易行業。這些地方的人民得風氣之先，游走在海外貿易的灰色地帶，賺得盆滿缽滿，成為最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
傳統理解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江南、東南沿海地區被沖擊得七零八落。
白銀大量進入中國社會，財富暴漲，也改變了當時人的金錢觀念、消費觀念以及社會關系。
我們熟知的，《金瓶梅》等情色小說在晚明的泛濫與暢銷，正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閱讀情趣的產物。這引起了一些觀念保守者的警惕，他們認為，拜金主義、奢靡消費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現，而歸根結底是整個社會對白銀的渴望引起的。他們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種純粹的自然經濟時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真正的隱憂，并不在于白銀引起的商業發展和風氣演變，而在于國家徹底失去了貨幣的控制權。
早在弘治時期（1488—1505），戶部尚書丘濬就從明朝的統治需要出發，主張應該由君主壟斷貨幣權，如果朝廷放棄貨幣鑄造權，就會造成社會混亂。
我在前面說過，明朝的法定貨幣大明寶鈔，因為無限制發行而崩潰，白銀于是取代大明寶鈔成為國家的主要貨幣。但由于中國自產白銀十分有限，明朝政府無法行使白銀鑄幣和發行權。雖然很長時期內朝廷并未承認白銀的法幣地位，但實際上，國家已經默認了白銀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政府手里又沒有白銀貨幣，大量的進口白銀貨幣由外貿巨商掌握，這相當于國家把金融命脈委之于商人。
以丘濬為代表的一些官員，預見到國家壟斷貨幣權的歷史，在明朝中后期結束了。國家權力，將被極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政府一步步向操控了進口貨幣的商人妥協，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條鞭法”，就是帝國內部，政府與商人、社會相互博弈的產物。張居正曾說，“一條鞭法”乃“勢所必然，勢所必行”。順應了白銀貨幣化的趨勢，明朝國家財政收入，在“一條鞭法”全面實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從國庫一年收入200萬兩白銀，飆升到400萬兩左右。
然而，一場巨大的危機悄悄降臨。
關于明朝覆滅的原因分析，我們已經寫過很多，比如氣候因素、自然災害、民變頻發、滿洲崛起、朝廷黨爭，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錯了方向等等。應該說，任何朝代的淪喪，都是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白銀，也參與了埋葬明朝的整個過程。
雖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終抗拒海外貿易，不到絕路不會開放海禁（隆慶開關），但事實上，基于白銀這種介質，明朝在15世紀末以后的大航海時代中，扮演了世界經貿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學者指出，在“絲（絲綢）銀（白銀）對流”的貿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國為中心的南海經濟共同體。
明朝由此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中，與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西班牙等國家重商主義盛行，開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銀外流。中國商船原來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馬尼拉，到1629年，僅剩下6艘。貿易萎縮，輸入中國的白銀銳減。
1634年，西班牙頒布了緊急限制貿易的征稅令。
1639年，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殺。
1640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
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印度果阿港與澳門的貿易線也被切斷。
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急劇下降。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崇禎時期。
朝廷早已喪失貨幣控制權，常年對后金、對內亂的戰爭都需要巨額財政，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世界卻不太平，經濟危機來襲，白銀輸入的通道幾乎都斷了。這就是崇禎統治時期，朝廷一直處于缺錢狀態的深層原因。崇禎朝的悲劇，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應對辦法，是加稅。從1618年至1636年，18年間，連續七次增稅以應付滿洲人的入侵和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這些新增的稅收，從社會中抽取了大量白銀，讓處于經濟衰退期和自然災害頻發期的整個社會雪上加霜。由此觸發更多的民變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環。
帝國的貪官和巨商，原來就有窖藏白銀的習慣，巨額白銀被藏入地窖，退出流通領域，如同進入黑洞。如今，白銀緊缺，民間惶恐，也紛紛窖藏白銀自保。結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銀少了，另一方面國內流通的白銀也少了，造成了嚴重的銀荒。
1642年，崇禎要求戶部發行5000萬貫紙鈔，每貫兌換白銀0.97兩。這是想赤裸裸地從老百姓手上搶劫白銀，時人評論說，“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
1643年，安徽桐城人蔣臣赴京出任戶部主事。他經歷過家鄉民變，在日記中說，如今天赤如血，流民萬里，無外乎就是貧戶去搶富戶的白銀罷了。
一年后，明朝覆滅。死因之一，被診斷為“白銀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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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縱觀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絕大多數皇帝都是真正的孤家寡人，為了皇權而同室操戈、父子相向的例子數不勝數，玄武門之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但是當時的兵部尚書楊嗣昌卻是一個例外，崇禎皇帝對他說信賴有加，推心置腹。楊嗣昌究竟有何特殊之處，能夠成為崇禎皇帝最信賴的人?
一:獨斷多疑，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1:早年坎坷，悲慘遭遇
童年時期就遭受了喪母之痛，其后被多人撫養長大，在深宮之中一個無權無勢失去母親的孩童，必然經歷了諸多坎坷。
據《明史》當中記載稱:"莊烈愍皇帝，諱由檢，光宗第五子也，萬歷三十八年十二月生。母賢妃劉氏，早薨。天啟二年，封信王。"可以說崇禎皇帝早年坎坷的經歷塑造了他多疑猜忌的性格。
2:頻繁換相，自毀長城
在崇禎皇帝在位期間，不可否認的是他一直兢兢業業，企圖將大廈將傾的明王朝中興，奈何天災人禍不斷，內憂外患不止。
大明王朝早已經是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但是崇禎皇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和明朝滅亡也有著直接的關系。
且不說崇禎皇帝多次錯失良機，獨斷轉行。就說抗清名將袁崇煥被無辜殺死就是他自毀江山的舉措。
據《明史》當中記載稱:"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就是怎么一個獨斷專行，多疑猜忌的皇帝，卻有著可以推心置腹的大臣——兵部尚書楊嗣昌。
二:崇禎第一寵臣?大明兵部尚書楊嗣昌1:父子同臺，崇禎朝新貴
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崇禎皇帝繼位之后，在開展對魏忠賢等為代表的閹黨進行大清洗的運動的同時，崇禎皇帝也開始緊鑼密鼓的開展培養屬于自己的"嫡系部隊"。楊嗣昌父子就進入了崇禎皇帝的視線當中。據《文弱公行略》當中記載稱："尋擢公巡撫山永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在任請建山海兩翼城。"
2:十面埋伏，手握實權
在崇禎時期，大明帝國早已經是危機四伏，而內憂又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當時北方已經是烽火狼煙，而其中最為嚴重的地區莫過于陜甘地區。
楊嗣昌的父親就因為睡覺"剿匪"失敗而被下獄，最終在楊嗣昌的請求下居然逃過一劫，而且在崇禎皇帝還采納的楊嗣昌"十面埋伏"圍攻農民起義軍的計策。
并且全權讓楊嗣昌負責。據《明史》當中記載崇禎皇帝對楊嗣昌的信任稱:"鳳翼故柔靡，兵事無所區畫。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為能。
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楊嗣昌最終也并沒有辜負崇禎皇帝的信任，在平定農民起義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3:督師剿匪，病重身亡
楊嗣昌被崇禎皇帝倚為心腹大臣之后，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恰巧因為關外的清軍撕毀合約，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宣告破產。
國內農民起義軍死灰復燃，在種種情況之下群臣激奮，但是出人意料的卻是崇禎皇帝力排眾議，甚至還處罰了為首的幾個人。
最后崇禎皇帝不得已將楊嗣昌派去南方剿匪。在剿匪的過程當中楊嗣昌最終因為病重而倒在了路上。
據《楊嗣昌集》當中記載崇禎皇帝對楊嗣昌的評價稱:"詎料乘箕謝世，赍志深淵，功未遂而勞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憫"。
由此可見，楊嗣昌從生前還是死后都得到了多疑猜忌的崇禎皇帝的信賴，那么楊嗣昌究竟有何過人之處，能夠得到崇禎的青睞?
三:兵部尚書楊嗣昌為何會成為崇禎皇帝最信賴的人1:楊嗣昌過人的才與能力，其政治思想得到崇禎的認可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楊嗣昌之所以能夠得到崇禎皇帝的青睞，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楊嗣昌過人的才華與能力，特別是在明朝末年那個內憂外患的時期。
人才對于挽救時局，平定叛亂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楊嗣昌一直遵循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讓我國內的農民起義軍才是威脅明朝政權穩定最重要的因素。
據《梅村詩話》當中記載評價明朝滅亡的原因稱:"闖獻同起延綏，擾亂中原，十數載間，卒亡明室。"歷史事實證明楊嗣昌的眼光是正確無比的。
光有才能或許還得不到崇禎皇帝的如此信賴，最重要的是楊嗣昌的一系列政治主張說到了崇禎皇帝的心坎之中，楊嗣昌的許多想法和建議都是那個時候的大明帝國所需要的。
2:楊嗣昌是"孤臣"，沒有參與到黨派之間的爭斗
在明朝末年時期，在朝廷之上有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黨派之間的利益爭斗，這個現象在崇禎皇帝在位期間表現得特別突出，當時崇禎皇帝剛剛繼位之初。不僅僅有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禍亂朝綱，而且之后的東林黨等黨派也紛紛異軍突起，朝廷之上幾乎沒有一心為國的大臣，黨同伐異的現象屢見不鮮。
3:楊嗣昌能夠為崇禎皇帝分擔罪責
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當中皇帝具有絕對的權威，這也就意味著皇帝無論做什么都是正確的，錯誤的只能說手下的臣子。
但是事實卻是皇帝也會犯錯，而且對于皇帝的威信打擊是巨大的。所以說皇帝對于那種愿意為自己背鍋的臣子是極其喜愛的。
楊嗣昌也是這樣一個臣子，在滿朝文武都不愿意議和來集中力量對抗國內農民起義軍的時候，唯獨楊嗣昌扛起這個責任，甚至還說"人不肯擔其責而臣擔之"。
最終得以遏制農民起義發展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明朝的壽命。面對這樣一個知心的臣子，作為皇帝的崇禎怎么能夠不喜愛呢？
崇禎是大明王朝最后一個君王，他也成為了大明王和亡國之君，但是真正埋葬大明王朝的時代卻是在萬歷時期。崇禎只不過是在無奈的情況下接過了這個燙手山竽，他已經無力改變大明王朝滅亡的事實，只能盡自己最大努力延續大明王朝的壽命，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明王朝的末日已經到來，崇禎只能成為大明王朝滅亡的犧牲品和陪葬品，?大明之亡，實始于萬歷?這句話也揭露了大明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萬歷時期大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萬歷執政的前期在張居正的看護之下還算是一個勤政愛民的君王，張居正作為先帝留下的輔政大臣，他掌控著朝中局勢，掌控著萬利生活工作，不僅僅是萬歷的臣子更像是萬歷的父親，而且是一個極其嚴厲的父親，在張居正的看護之下，萬歷想做一個名垂千古的君王。大明王朝已經發展了100多年歷史，這個過程積累了很多的弊病，萬歷年代急需一個人物站出來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解除朝廷疑難雜癥。
張居正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開始醫治這個國家的疑難雜癥。但是張居正的壽命并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持續的改革動力，在張居正去世之后他所有的改革都被抹殺。而親自抹殺張居正改革措施的就是萬歷，張居正給萬歷帶來了很大的生活陰影，他早就想逃出張居正的約束，萬歷真正掌權之后開始對張居正進行了瘋狂的報復，他要抹殺張居正的歷史存在，他要抹殺張居正在這個世上的一切痕跡。
而這一切僅僅是萬歷瘋狂行為的開始。萬歷創造了一個歷史記錄，長達二十年不上朝，以后很多的君王都效仿他的行為，大明王朝從這一刻徹底失去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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