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嘉祐二年的事情，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我國古代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封建專制統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皇帝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這是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中從來沒有改變的硬性規定。
其下會根據各個朝代和國家對于統治制度的不同需要設置不同的官職，比較普遍的官職大小，從高到低依次被分為一品，二品，三品，一直到九品。九品官職是朝廷官員里官位最低等的，也因此會有所謂的九品芝麻官的說法。
這樣看來，中國古時候的官位基本就像是金字塔一般的存在，地位最高且權利最大的就是皇帝，位于金字塔頂端，僅此一位，其下隨著權利和官職越來越小，擔任官職的相應人數也就越來越多。
這種制度之所以能夠在古代封建王朝堅持了兩千多年，或者說，這種制度是封建王朝的命根與基石，正是這種制度存在，封建王朝才得以持續兩千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這種制度背后的選官制度，即科舉制是非常先進的。
不過，古時候的選官制度也并非一開始就是科舉制度。這種科舉制，實際上在隋朝才開始確定下來，唐朝時期將科舉制完善，開始作為此后歷朝歷代最重要的選官制度被保留下來，雖然在元朝時期科舉制度一度被中斷，但是其后又重新恢復舉辦。而在更早的年代，官方還并沒有發明科舉制。在漢朝時期，官家選官制度是察舉制，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進一步發展為九品中正制，并一直流傳下來直到被科舉制替代。
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之所以會被科舉制度永久性取代，就在于這兩種制度都有著致命性的缺點。這兩種制度雖然明面上都是要在全國范圍內選賢任能，但是由于實際上的選官都是貴族子弟，所以其實它們所面向的只有貴族子弟，只是為貴族子弟專門設置的制度，也就是說，在隋朝以前，貧民子弟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想要一步登天，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而科舉制度的最大優勢就在于此。科舉制度從創立之初就已經明文規定面向的是全國所有社會階級的百姓，無論是誰，只要能通過科舉制度的考試，成績足夠優異，就一定能夠選中成為朝廷官員。這給了天下寒門子弟能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途徑，給了他們新的希望。
當然，科舉制度設置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維護皇帝的權利，因為給了寒門子弟改變命運，改變貧窮的希望，就能夠減少社會底層人民對于封建王朝的不滿，降低農民起義的概率，從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真正目的。但也由于前面所說的附帶效用，使得科舉制度受到天下人的維護，并一直保持到封建王朝的末期。
科舉制不但給了天下人希望，還給封建王朝帶來了更多的優秀人才，正是有新鮮血液的不斷加入，才使得封建王朝得以不斷延續。
那么，哪一次的科舉制是千年以來培養人才最多最優秀的呢?
經過對史書相關記載的研究，我們發現，在宋朝時期宋仁宗當朝的嘉佑二年那次科舉，絕對是歷史上最牛的一屆科舉。
之所以要說這句話，是因為那一屆的考官和考生都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學大家。
先說考官，那一屆的主考官是著名的宋朝政治大家和文學大家歐陽修，史上被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也是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宋朝時期最著名的詩文革新運動就是由他發起的。而且副考官梅堯臣也是中國歷史上鼎鼎大名的現實主義詩人，在文學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再說考生，落榜的考生就不提了，一起來看一下那一屆上榜的是哪些大咖級的人物。首先，當年的前三名其實很尷尬，這三人在歷史上基本沒有建樹，文學界也沒有他們的身影，算得上非常低調了。但是后面的幾位，也就是進士，卻有好幾位是文學界舉足輕重的大咖級別人物，比如蘇軾和蘇轍這兩位親兄弟，還有曾鞏和張載等人。
從中進士的人里，我們就可以看出，當年那屆科舉絕對稱得上是歷史上最難的、最群星亂斗的一屆，而之所以當時這些大家卻沒有能考上前三名，只是因為蘇軾的作品被考官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弟子曾鞏的作品，而避嫌打低分，蘇澈當時太年輕，曾鞏是被避嫌。
可見，這一屆的科舉的確是各路大仙各顯神通的一屆。也正是有這些文人墨客在，才使得宋朝的文學是歷史上成就最高的。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的秋闈中有不少省份的策論題目都很有意思。秋闈即鄉試，鄉試就是進京前的各省海選。題目由各省分擬，有點像現在的高考自主命題。
最切合朝廷風向的：
京師順天，京畿之地，天子腳下，永遠帶節奏。
題一，《漢初馳商賈之律論》；
題二，《東漢中興功臣多習儒術論》；
題三，《龔遂治渤海虞詡治朝歌論》；
題四，《隋唐二史不為王通立傳論》；
題五，《吳兢上貞觀政要張九齡上千秋金鑒司馬光上資治通鑒真德秀上大學衍義論》。
最有地方特色的：
河南，《中州形勢論》，不要老是講“井蓋”；
陜西，《王猛治秦論》，只要有猛人，額們也是很牛噠；
山西，《韓信引兵下井陘如陳余用李左車策信將何以待之論》，三晉之地，表里山河，天下形勝，別光看著黑黝黝的煤炭吶！
最霸蠻囂張的：
湖南，《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論》，明擺著是以少康喻光緒，保皇傾向昭然若揭，要知道這時候光緒帝還被軟禁在瀛臺，而這屆恩科正是為了慶賀慈禧太后七旬萬壽，這出題人的膽子......
最有趣而無奈的：
廣東，《俠以武犯禁論》，估計是當時廣東革命黨暗殺之風太烈了，如吳樾曾說，“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清廷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吳樾還是給他們來了一下子。當然，結果是五大臣沒事，自己倒給炸死了。
最莫名其妙作死的：
山東，《遼金元開國兵力論》，作死程度直追湖南，但湖南尚有保皇的立場可言，山東這個題目就顯得沒來由了，也不知有沒有人舉報它。放在清朝早些時候，這種題目，光標點符號都足夠興一場文字獄了。不過由是觀之，當時的輿論氛圍似乎也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緊張，抑或是清之將亡，時人早已嗅出了氣味，壓根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順便說一句，這也是我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秋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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