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宋朝男人的事情，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這五代之中，宋朝是領土面積最小的一個朝代，而且宋朝也時常受到遼和等領國的威脅和迫害，導致宋朝時常需要向別國送禮甚至稱臣。
由此，大多數人對于宋朝沒什么好感，本身這個朝代就是建立在奪取的王權，根本就是欺負別人后周恭帝和符孤兒寡母。因而從道義上來說，人們對趙匡胤沒什么好感，同時也對他的重文輕武沒好感。
但大家也不要小瞧了宋代，這個朝代在當時的經濟發展很高，當時的生產總值在世界中占比超過百分之六十，同時朝代的政治也較為開明。
而在當時，老百姓中還流行有一種怕老婆的風氣，這確實讓人感到十分怪異，畢竟古代女子的地位通常很低，怎么到了宋朝就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夢溪筆談》的創作者沈括就是一個十分怕老婆的文人，他的前妻去世之后，他就娶了張氏為妻，兩人生活還算和睦，只是張氏很喜歡對他進行打罵，而沈括卻絲毫不放手，甚至連個氣都不敢出。
有一次，沈括被氣惱的張氏撕扯了胡子，不僅形象打破，還鮮血直流，沈括一樣沒氣，只能認命。
除了沈括之外，宋朝還有一位有名之人也十分懼怕老婆，他就是歷史有名的奸臣秦檜。
說來秦檜和自己的妻子王氏一生未曾留有子嗣，但秦檜偷偷同自己的婢女有染，那個婢女生下了兒子，但秦檜不敢自己養，隨即送到了民間一林姓人家，取名為林一飛。
到了林一飛成年之后，他選擇過來投靠秦檜，希望能謀求名分和職位。但秦檜就因為對王氏的忌憚，沒有選擇同自己兒子相認，不過他還是對林一飛十分照顧，甚至對他的疼愛超過了朝夕相處的養子秦熺。
但再疼愛又如何，秦檜官至太師，也還是因為妻子王氏的原因，不敢同自己親生兒子相認，說白了還是怕老婆。
而除了這些較為有名的宋朝之人外，還有數不勝數的宋朝男子也面臨著同他們相似的處境。
實際上，他們會有這般處境，同當時宋朝官府頒布的一項明文規定有關，無論是北宋的《宋刑統》還是南宋的《慶元條法事類》都有規定，嫁妝是女方的私有財產，并不是女方娘家給男方家庭的禮金，也不是婚后夫妻雙方的財產。
因而宋代的不少男子，為了保證這筆財產能被夫妻雙方是使用，會經常討好自己的夫人，甚至甘愿受到自己妻子的責罰。
這雖是明文規定的條約，但宋代人怕老婆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妻子的娘家有足夠的權勢，或者妻子有厲害的靠山，可以讓丈夫感到有所忌憚。
比如宋仁宗趙禎，他就曾經迫于皇太后的壓力，冊立了自己不喜愛的郭氏為皇后，但宋仁宗喜愛的是張美人，他完全冷落于郭皇后。
這也導致郭皇后對此心生妒忌，仗著皇太后的面當著宋仁宗的面打張美人，只是因為意外，不小心打到了宋仁宗。
即便你是皇后，打了皇帝也是滔天大罪，但就因為皇太后的原因，郭皇后也只是降級為妃子。
而上文提及的秦檜，他如此怕妻子王氏，就是因為王氏家族背景十分強大，秦檜也正是因為受到了王氏家族的提拔，才會用了不到16年的時間，從一名普通的進士轉變為了一代權臣。
而沈括也是一樣，他的第二任妻子張氏是他的恩師淮南路轉運使張芻的女兒，沈括在當時能從地方官員調入京師，很大原因就是他的提拔。
不過沈括怕老婆，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妻子的家世背景強大，沈括自己也是十分愛這位妻子，張氏因病去世，沈括整個人都抑郁了，他的朋友卻替他高興，同他一同出外行船，恍惚的沈括因為妻子的離世，傷心地跳河，如果不是被朋友攔住，他就隨妻子而去了。
女性地位的下降是在南宋/金時期，先說北方地區吧，金代頑疾就是猛安謀克問題，完顏亮和完顏璟嘗試過根治，完顏亮因此在異國他鄉被自己人殺死，完顏璟沒跑贏時間，猛安謀克問題還沒解決黃河已經發生了大改道。黃河改道后，金章宗失去了解決猛安謀克問題的必要性，社會主要矛盾變成“被破壞的農業經濟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之間的矛盾”，無可調和了。那么隨著經濟被破壞，濫發紙幣，女性的地位立刻一落千丈，農業被破壞所需要的勞動力少了，濫發紙幣無財可理，女性徹底失去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
與北方不同，南宋帝國是一個經濟總量更大的國家，隨著南北貿易的恢復生產力得到大幅提升，遺憾的是南宋王朝是一個重稅國家，受其影響手工業并沒有發展起來，生產力得到提升，手工業發展沒有跟上，財富被官僚搜刮，勞動力需求開始下降，首當其沖的又是女性的社會參與度下降，三綱五常那些陳詞濫調就鋪天蓋地的迷惑起來。
在農業生產活動中，需要大量的體力勞動，女性參與度最低，當農業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后，手工業和服務業就會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就多，金/南宋時期，北方經濟剛剛發展起來就受到水災的破壞，南方的經濟十分發達被統治者的剝削限制了進一步發展的條件，當南北方都出現勞動力過剩后，女性的地位就降低到西周奴隸制社會崩潰后的最低點。
到了重農輕商的明清兩朝，女性地位再也沒有恢復到北宋時期，女性真正的解放是新中國推行工業化后，隨著技術的進步，技巧逐漸代替體力勞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人們認識事物要遵循客觀規律，在我們看來宋明理學對女性的殘酷壓迫完全是瘋子，哪個瘋子敢說這種話最起碼也要被行政處罰，付諸實行就是違法犯罪，所以研究古代女性地位仍然要從客觀事實入手，女性的經濟地位越差，社會地位越低下，儒家迎合統治者黑白顛倒，將社會問題說成本該如此。
文章標題】 王揚:宋代皇家女性的法律地位
【關聯詞】隋唐宋元 【類別】論文
【來 源】轉載1 【作者】王揚 作者所有文章
中國古代的皇家女性屬于全體女性中的特殊群體，其所享有較高的法律地位不是一般女性所能企及的。其所具有母權的烙印，是我們研究母權在古代高漲時不能遺漏的話題。所謂女主臨政，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與宗法制相結合的必然產物，指后妃手握國家大權，執掌朝政，與皇帝共同聽政，有時甚至成為實際上的國家最高統治者。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兩個原因，一是由于國家政治需要女主，二是女主臨政期間為國計民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如唐朝武則天、仁宗朝劉太后、哲宗朝宣仁高太后，不但能及時挽救國家政治于危難之中，而且為政期間頗有政績。之所以稱宋代為母后臨政，是因為宋代參與政治者皆是母后，其中有母親和祖母，而且母后臨政的方式為歷史和法律所普遍承認；相反，以妻子身份參可朝政處理的遭到世俗的激烈反對，盡管在歷史上也有政績，因為以妻子身份參與處理政務，并不為世人所普遍接受，武則天的臨政便說明了這一點。
先朝女性為政的“故事”成為母后臨政的法律依據。自從夏啟開創歷史上帝位傳子的先例之后，每朝每代政權以傳子為正途，而以傳女為篡奪。然而歷史的發展并不是設計師筆下的精心描繪。盡管沒有國家成文法確立政權可以由女性掌管，同時作為早期輿論，也反對女人參政，但事實上政治生活的需要，使得女性參與國家政權有了習慣法上的依據。這種習慣法以“故事”的形式在歷史廣為存在。事實上，宋代母后臨政的依據是“故事”。徽宗朝向太后，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高宗時期的孟太后兩度聽政全是依據前朝故事。宋朝末年大臣所冊立太后，皆是依據歷史上的故事。母后臨政的“故事”，以習慣法的形式廣泛存在于女主從臨朝到處理政務的過程中。當習慣法形式的故事和皇帝頒布的詔令有矛盾時，一般情況下故事服從詔令。清代《大清會典》最終將母后“垂簾聽政”寫入典章，成為一代大典，表現出統治者對母后臨政的承認。母后執政作為國家政治制度，載入典章，從此完成了女主臨政法律依據上的從習慣法發展到國家成文法典的發展過程。同時說明女主臨政雖然帶來了負面影響，但隨著國家政治體制機構的日益完善，鏟除其帶來負面影響的根源，女主臨政最終會成為國家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發展結果，與宋代母后成功主政，官僚機制中成功解決母后臨政所帶來的消極因素有著直接的關系。宋代母后有習慣法和皇帝詔令作為臨政依據，法律賦予三后制的敕權，保障了母后的順利臨政。
宋代女主臨政是封建社會女性參政的最佳形式。九位臨政母后，能夠自覺約束外戚勢力；統治集團從管理機制上加強對外戚勢力的管理和監督，使得宋朝母后臨政均未出現外戚干政的局面，成功解決了女主臨政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外戚干政的問題。宋代母后依據身份涉足政治，依靠一批素質較高的士大夫建立起來的官僚體制的配合，憑借自身的文史知識，加上多年來對政事的睿智觀察和政治經驗的積累，對皇帝處理政事方針的把握和對時局的了解，化險為夷，使宋代政權能夠順利交接而無政權顛覆之險。
摘 編 人：劉馨
宋代女人的地位
現在有相當的人自以為是或深信宋明理學是迫害婦女的開始與典范。認為宋朝女人地位極其卑微低下，什么“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夫為妻綱”，還有“男女授受不親、笑不漏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貞潔牌坊、裹腳布、宋朝都是小腳老太太”等等貶低之詞都贈給了宋朝的女人們。一些人在根本沒讀過宋明理學一本書的情況下對宋明理學大加抨擊，以朱熹罵顯示自己的高明。這些人根本就不懂宋朝的歷史背景。甚至一本宋朝的書都沒有看過。
首先朱熹的影響有限，他的學說并不被宋朝當局所重視。他一生可以說郁郁不得志，所以才講學。他只是“白鹿洞書院”一個講學的學者，而那時沒有廣播、電視，能聽到看到他學說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就是現在信息時高速發展的時代，一個最著名的學者他的學說能影響到多少人？他連在野黨派都不是哪來那么多人支持。就是現在中國領導人大力宣揚提倡的什么理論，也影響有限。朱熹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影響到宋朝女人們的命運？其次一個時代學者大力宣揚提倡什么，那這個時代的現實情況正好和宣揚的相反。如學者提倡要計劃生育，那是因為我們的人太多了。宋朝的女人什么樣呢？其實宋朝的婦女是相當開放有地位的。從宋朝書里及詩歌里可以看出宋朝的婦女是有相當地位的。“胭脂虎”、“河東吼”等怕老婆的故事皆出自宋代。打丈夫，嚇得丈夫滿街跑。當然那么厲害的女人畢竟是屬于及少數。但也出中窺得宋朝的女人了不得呀！
《夢梁錄》：“在五間樓前大街坐瓦鋪瓦前，有帶三花點茶婆婆，敲響盞燈掇頭兒拍板，大街游人看了無不哂笑。”這表明宋朝老太太的開放、愛美、思想活潑敢于出風頭。宋朝老太太很會做買賣。老太太都如此，年輕的女人更是如此。“白頭老媼簪紅花，黑頭女郎三髻丫。”宋朝詩歌里也見宋朝老太太頭上戴花的詩句，可見宋朝老太太是愛美的，勇于追求美的。黑頭女郎三髻丫也表明宋朝小女孩天性的可愛。宋明禮教并沒有束縛住女人的天性，宋朝女人思想并不保守。“插花野婦抱兒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飽不知夜，裸股掣肘時歡爭”宋朝農村婦女有了孩子后也戴花愛美，也和男人們吃喝玩樂。哪有那么多的禮教束縛？“大婦腰鐮出，小婦具筐逐。”宋朝農村婦女也像宋朝農村男人一樣下地干農活。宋朝農村女人也是半邊天。
“岸邊兩兩三三，浣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宋朝的年青女人們也出門，也歡笑并漏齒。“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誰說宋朝女人保守不出門，宋朝女人也大膽約會，勇于追求愛情。“月上柳枝頭，人約黃昏后。”不止白天約會，晚上也約會。“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男女情透意合，才子佳人的美妙和諧。“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以多。”年輕的女人相思、想找個好郎君是很普遍的。“兩情未許誰最先？”哪知道這男女之情是誰先動的心。男女的愛情是平等的。
宋朝涌現了大量杰出優秀的女性，李清照、朱淑真等有名的才女。宋朝著名的女詩人李清照既有“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人比黃花瘦”小女子的細膩情絲感慨，也有：“生當為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令男人汗顏的大氣豪邁的詩篇。受到良好的教育即柔美又鋼強這就是宋朝的女人！在國家危亡的時刻，梁紅玉親自在戰場上擂鼓給浴血奮戰的軍人們打氣助威，這就是宋朝的女人！
宋代名妓聶勝瓊愛上一位叫李之問的官員。并給他寫下一首情詩《鷓鴣天》：“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后，別個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況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簾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李之問回到家后，這首詩被他妻子讀到，她竟拿出自己的嫁妝私房，讓其夫把聶勝瓊娶回來。多么善良、有同情心、有愛心，通情達理的女人呀！女人同情女人，大愛戰勝了自己的私心。這就是宋朝的女人！
蘇軾紀念老婆的乙卯正月二十夜記夢《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成為千古名篇，令千百年后的人們讀起來都感動萬分。這是宋朝優秀男人對宋朝女人的深情懷念，可見宋朝女人的持久魅力與可貴，做宋朝的女人是相當幸福的。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這是宋朝優秀男人對宋朝女人的一往情深。可見這宋朝女人的萬分的迷人美麗。
在滿清高壓統治下中國的女人還有男人才成為變態人的。在滿清時《金瓶梅》才成為禁書的，束縛中國女人的朝代是清朝不是宋朝。
隨著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原始社會后期，原始畜牧業產生并與農業相分離，體力勞動的重要性開始突顯。這樣，男性逐漸成為生活資料的主要創造者，母系氏族逐漸被父系氏族代替。
父系氏族制度建立以后，女性在社會生活中原有的優勢地位發生逆轉，男性地位開始上升，女性地位下降。男性逐漸掌握社會生產中的大權，將女性排斥在外。女性不僅失去先前擁有的各方面優先權，而且隨著社會保障的喪失，她們自身也淪為男性的附屬品。這種逆轉同時也為封建時期的男尊女卑奠定了基礎。
進入封建社會，由于前期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轉變以及西周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的宗法制度等因素影響，男尊女卑觀念形成。
《易經·系辭》中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這就將男女關系以尊卑、貴賤表示出來，把男尊女卑說成是一個自然法則。
《詩·小雅·斯干》最后兩章說：“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意思是說，生了兒子，要把他放在床上，給他穿華美的衣褲，讓他玩玉器。他那響亮的哭聲，光彩閃耀的衣服，都表明他將來高官厚祿，可以振興家業。而生了女兒，只能用布包起來，將她放在地上，給她玩紡錘，只要她將來能操持家務不用父母擔心就行了。可見女子一生下來就不得人歡喜，而由于男尊女卑觀念的深入人心衍生出來的條條框框又進一步束縛了女子的個性，使女性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從女性政治地位來說，封建女性沒有政治參與權。紅顏禍水之說，使女子無論是直接的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還是間接的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都會遭到強烈反對。中國古代文化中塑造了一系列女子亡國的形象，國家的衰敗、朝代的更替罪皆在女子，這種關于國家滅亡原因的荒謬解釋，在延續了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盛行不衰。女子參政被視為國家的恥辱，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歷史上雖然有呂后和武則天專政，不管其功過如何，其始終被視為國家的叛逆者。
從女性經濟地位來說，在封建家庭中，一切財產的支配權和家務的管理權都統一掌握在男性家長手里。“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女在家庭中是沒有地位的，嫡長子繼承制剝奪了女性的財產繼承權。不僅如此，女性連支配自己嫁妝的權力也沒有。《唐律》規定妻子嫁妝的所有權屬于丈夫；明清法律規定女子嫁妝由夫家掌管，寡婦改嫁時財產任由前夫家處置。封建社會的女性可謂是徹底的“無產者”。
從女性教育地位來說，儒家教育旨在維護男權統治，于是“理所當然”的將女子拒之門外，使女子的受教育權限遭到限制，也喪失了進入學校學習的機會，只能在家中接受有別于男子的有限的教育。而中國古代女子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便是“禮教”及“婦道”，將貞節、服從、柔順與卑弱定為中國女子的終生追求。班昭的《女誡》里就有關于卑弱、專心、曲從等方面的專門論述，強調對女子進行“從人”的教育、為奴的教育，因此對女子才智發展方面的要求在中國古代社會受到漠視，甚至是給予否定的，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
從女性婚姻家庭地位來說，女子的地位也是相當低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在中國，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續，于是一夫多妻便成為古代的通例。平民可以買妾，貴族可以娶妻置妾養妓，而帝王更是妻妾眾多，女子沒有獨立的人格，只是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和一個生殖工具而存在。同時，在行為規范方面，女子必須以“三從四德”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三從”即“幼從父，嫁從夫，老從子”，也就是說一個女子，在出嫁前要順從父母、兄長；出嫁后要順從丈夫；老了以后，丈夫死了，就要順從兒子。“四德”即“言慎、行敬、工端、整容”，這四個方面是專門為丈夫和夫家所設的對婦女的規范。除此之外，婦女還必須恪守貞潔觀：一女不事二夫，須從一而終；丈夫死后，女子要為丈夫守節（未嫁夫死，也要守節），寡婦不能改嫁，否則被視為“淫婦”。封建統治者甚至設立貞節牌坊來表彰守節的女子，以此來滿足男性對女性的獨占欲。有的女子在丈夫死后，甚至要作為殉葬品以死殉節。
從女性健康地位來說，婦女纏足，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一種摧殘婦女身心健康的陋習。纏足的女子要從幼年開始裹束自己的腳，慢慢地拗折足部骨骼，使之畸形。纏足后的一雙小腳，不僅在實際生活中有種種不便，而且在整個裹腳過程中，婦女要承受極大的傷殘痛苦。
可見，封建社會的中國女性在政治、經濟、教育、婚姻和健康等方面來說都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封建禮教不僅束縛了女性的發展，也使其淪為男性的附屬品，在男權社會沒有任何獨立人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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