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上下5000年歷史悠久，大部分人在上學時期只能在課本中獲得有限的歷史知識，實際上，歷史是一個廣闊無邊的海洋，里面蘊含著無限的故事和奇聞異事。今天，我為大家準備了一些關于司馬光簡介的歷史內容，來探索這個海洋中的一部分歷史。
司馬光于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后來被任命為龍圖閣直學士。在宋神宗時期，他反對王安石的變法，離開朝廷長達十五年之久，并主持編輯了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司馬光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的職位。元祐元年（1086年），他離世，被追贈太師、溫國公，并被謚號為文正。他的名字還被列入“元祐黨人”，并在宋哲宗的廟廷享有殊榮，他的畫像被展示在昭勛閣。此外，他還被祀奉于孔廟，并享受“先儒司馬子”的尊稱，同時還在歷代帝王廟中被祭祀。
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且刻苦勤奮。他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來自我形容，被譽為儒學教化下的典范。他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司馬光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家，他對于編纂《資治通鑒》這樣一部豐富詳實的歷史著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一生充滿了智慧和奉獻精神，為后人樹立了崇高的榜樣。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縣)，此時其父司馬池任光山縣令， 所以給他起名光;六歲時，司馬池就教司馬光讀書，七歲時，不僅能背誦《左氏春秋》，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這一件震動京洛的事。
天圣九年(1031年)，司馬光隨父親司馬池從東京出發，一路經洛陽、潼關、寶雞，過秦嶺，前往四川廣元，出任利州轉運使，在棧道上遇著巨蟒，他沉著冷靜地手持利劍，扎進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滾下了深不可測的棧道下邊。
司馬光的博學來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學強識，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著意培養。他既誠實聰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親喜愛。同時，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談，司馬池總好把他帶在身邊。耳濡目染，使司馬光不論在知識方面，還是見識方面，都“凜然如成人”。好多當時的大臣、名士，都很賞識司馬光。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擔任過副宰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后，把司馬光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教育。司馬池輾轉河南、陜西、四川各地為官，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所以，司馬光在十五歲以前就跟隨父親走過好多地方，在這些地方訪古探奇，賦詩題壁，領略風土人情，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社會知識。
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二十歲，他參加了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華州(今陜西華縣)判官。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今陜西大荔)知州，兩地相距較近，司馬光經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結識了同科進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當推官，雖比司馬光大二十多歲，但兩人很談得來，經常在一起交流學問，談古訪今，成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張存的女兒結婚。
寶元二年(1039年)，因父親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辭掉華州判官，改任蘇州判官。正當他懷著遠大的抱負，在仕途上步步上進時，他的母親病逝了。按照封建禮教，他必須辭官回家服喪三年。在此期間，北方黨項族人元昊稱帝(寶元元年，1038年)，建立了西夏國，西夏為了擺脫對宋朝的臣屬地位，同宋朝發生了戰爭，宋朝連連失敗。宋仁宗為了加強軍事防御力量，要求兩浙添置弓手，增設指揮使等官職。司馬父子認為這樣做，并沒有什么好處。于是由司馬光代父草擬《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從各方面闡述添置弓手增設武官。
慶歷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馬池病死在晉州，司馬光和兄長司馬旦扶著父親的靈柩回到了故鄉夏縣。雙親的相繼去世，使司馬光悲痛萬分，他嘆息“平生念此心先亂”。但他在居喪期間，把悲哀化作發奮讀書作文的動力，以排遣無盡的悲傷和寂寞。在此期間，他讀了大量的書，寫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對一些古人古事，根據自己的見解和感受，提出見解。
在居喪三年的時間里，他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情況。慶歷四年(1044年)，二十六歲的司馬光服喪結束，簽書武成軍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豐城縣事。在短短的時間里，就取得“政聲赫然，民稱之”的政績。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閱讀典籍，寫下不少論文，如《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項羽誅韓生》、《漢高祖斬丁公》、《甘羅》、《范睢》、《秦坑趙軍》等幾十篇。
慶歷六年(1046年)，司馬光接到詔旨。調他擔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赴京之日，僚友們空府出動，置酒為他餞行。司馬光為大家的熱情所感動，即席賦詩：“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追隨不忍輕言別，回首城樓沒晚煙!”這時司馬光意氣風發，雖然宦海茫茫，風云莫測，但仍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京都。
慶歷七年(1047年)，司馬光二十九歲，貝州農民王則起義，攻占貝州城，號稱“東平郡王”。這時司馬光父親好友龐籍在朝為樞密副使，掌管全國軍事要務。司馬光寫了《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為盡快平息起義給龐籍獻計獻策。具體建議“以計破”，威脅利誘并用，進行分化瓦解，只誅“首惡”，余皆不問。實際上起義軍只堅持66天，首領王則被殺，其余盡皆焚死。
皇祐元年(1049年)，龐籍升任樞密使，舉薦司馬光任館閣校勘，但沒有得到皇帝的許可。皇祐三年(1051年)，司馬光三十三歲，由宰相龐籍推薦任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他在任職期間對《古文孝經》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撰寫了《古文孝經指解》一文。皇祐五年(1053年)，司馬光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專任史官。從此，司馬光開始了對歷史的研究。正在司馬光潛心研究歷史時，龐籍被罷宰相職，降為戶部侍郎，出任鄆州(今山東鄆城境內)知州。龐籍舉薦司馬光為鄆州典學。
至和元年(1054年)，司馬光離開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楊休、包拯等人，去往鄆州。不久，提任為通判，負責考察全州官吏。
嘉祐元年(1056年)，他連寫三封《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二、三狀)，建議仁宗皇帝立儲君，而前后三狀沒有結果以后，又托范鎮在奏事時代為轉達，請仁宗有個明確答復。但這一切均未說服仁宗，司馬光選擇了沉默。
司馬光隨龐籍在河東路任職期間，宋朝和西夏處于休戰時期，但他并沒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間聽取當地人意見。并州鄉貢進士劉邕對邊事很有研究，寫成《邊議》10卷，議論很有見地，司馬光便予以推薦。
司馬光認為絕市和修建堡壘的辦法有利于保護邊界地區安寧，于是一面禁絕邊民和西夏互市，一面決定修堡。正在這時，帶兵將軍郭恩，乘酒出擊西夏，結果大敗而歸，自己不得已而自殺。朝廷御史審理此案，龐籍一人承擔了責任，事后龐籍被解除了節度使之職，貶謫知青州事，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奏明龐籍是聽了他的意見才決定修堡的，說明龐籍完全是出于“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的本心，“發于忠赤，不顧身謀”，因為“過聽臣言，以至于此”，應當“獨臣罪，以至典刑”。而龐籍得知司馬光要為自己辯解時，就又上奏章，引咎自歸，請求免除司馬光之罪，使司馬光沒有受到任何責罰。
龐籍和司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愛護，難能可貴。龐籍死后，司馬光不忘龐籍對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親人。
嘉祐三年(1058年)司馬光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馬光堅決推辭，連上五狀，他認為自己“實非所長”，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詔，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任職五年期間，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書“三言”、“五規”，多次上書仁宗解決繼嗣的問題，仁宗覺得司馬光真心為國家社稷考慮，遂將奏折轉至中書省。司馬光親自到中書省催辦，直到趙曙被立為皇太子。
司馬光四十四歲時，擢為知制誥，但司馬光不愿就職，他認為這是一個掌管起草詔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長。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連上九《辭知制誥狀》，說明不適宜任此職務;仁宗皇帝收回詔令，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駕崩。四月趙曙即位，即英宗。兩宮矛盾加劇，司馬光看到這種情況，四月十三日進《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進《上皇帝疏》，力陳國家當務之急應君民同心、內外協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兩宮疏》，指出：“金堤千里，潰于蟻穴;白璧之瑕，易離難合。”皇帝沒有太后支持“無以君天下”，太后離開皇帝“無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寫了兩封章奏，一封給皇太后，一封給皇帝。在奏章中，講歷史，擺利害，曉明大義，從全局出發，苦苦相勸，終于得到效驗。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轉，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趨于緩和。
從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時間里。司馬光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間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諫官生涯中，除了關注社會上層，幫助朝廷解決好皇位繼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領、治國政綱等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外，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層人民身上。他發出了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呼聲。而且這個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論財利疏》中指出：當今天下最苦的是農民，因為“農民苦身勞力，粗衣粗食，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遇到兇年則流離失所，甚至凍餓而死”，建議切實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之風，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書《論宴飲狀》，懇請皇帝為民著想，悉罷飲宴。他上《言遺賜札子》，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厚賞群臣。
仁宗死后，英宗將仁宗價值百余萬的遺物頒賜群臣，司馬光也獲得近千緡。但這些正確的諫言，因為朝廷腐朽，又觸犯一些既得利益者，當然不能被采納。司馬光只好從自己做起，將自己所得賞賜交給諫院為公使錢。
治平元年(1064年)，司馬光上奏《乞罷陜西義勇札子》，他認為當時在邊防組織“義勇”使百姓“骨肉流離，田園蕩盡”，給百姓帶來無窮苦難，希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當朝廷不予采納時，他又寫第二封札子，并親自上殿面見英宗，他說：要防邊必須從將帥軍政著手，一味拉夫湊數，只能是“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英宗這次略有所動，并把上殿札子送中書省和樞密院商量，但一經商量，方知此事擬議已久，難以更改。他又連上六疏，并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韓琦雖然無言以對，但手中有權，司馬光也拿他沒辦法。這次諫言失敗后，司馬光連上五狀，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馬光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司馬光因對諫官徹底失望了，借機連上三狀，要求不當諫官，他在奏章上說：“臣從事諫職，首尾五年，自本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質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樸忠，與人立敵，前后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準他免去諫職，仍進龍圖閣直學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將《通志》(以《史記》為主，編成《周紀》5卷，《秦紀》3卷，共8卷)進呈英宗。這部書的時間是從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滅亡為止。英宗看后大為贊賞，并給司馬光二條明確指示，一是接續《通志》往下編修，二是決定設立書局，并由司馬光自擇官屬，作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趙頊即位。參知政事歐陽修極力向神宗推薦，說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神宗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宋神宗趙頊即位以后，年輕氣盛，朝氣蓬勃，決心振興祖業。虛心下問、多方征求治國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寧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并不一概反對，尤其當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他也并未公開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他還進行勸解和說服。直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
宋神宗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實現國家的振興。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馬光樞密副使，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推辭，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札子，自請離京，后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陜西省西安市)。
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因而被罷官。司馬光憤然上疏為范鎮鳴不平，并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臺，自己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政事，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時間長達15年。
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已六十六歲，《資治通鑒》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一月，《通鑒》的最后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修成以后，司馬光連同《通鑒考異》、《通鑒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視，將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以其書“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為寫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詔獎諭司馬光，說他“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并賞與銀、絹、衣和馬，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士，遷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六十七歲。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當政。皇太后向司馬光征詢治國方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札子》，建議“廣開言路”。司馬光又一次呼吁對貧苦農民不能再加重負擔，而且主張新法必須廢除，要對農民施以“仁政”，接著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札子》，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將兵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
皇太后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不久，又下詔除授門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馬光上疏辭謝，以自己“齡發愈衰，精力愈耗”，請求只任知陳州。以后在周圍親友支持下還是到任就職了。司馬光向皇太后進言，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范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
司馬光廢除新法，上《請革弊札子》，又在《請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愿。同時，上表請求辭位。但皇太后對他很倚重，不但不準辭位，反下詔除授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為宰相。接著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馬光終于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的夙愿，實現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司馬光在第二次回朝為相期間，輯錄《國語》的精要，編成《徽言》一書。又將《歷年圖》和《百官公卿表》增補、總輯為《稽古錄》一書，形成一部“略存體要’’的簡明通史，又負責將《資治通鑒》進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獲贈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宋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將他葬於高陵。靈柩送往夏縣時，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吊，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非常真誠，仿佛是在哭自己的親人。嶺南封州的父老們，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紹圣四年(1097年)，再貶為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1102年)，追復太子太保。崇寧二年(1103年)，蔡京為相時，再次追降左光祿大夫，旋即除名，將司馬光等稱為“元祐黨人”，刻元祐黨人碑，禁止元祐學術。大觀年間，追復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贈太師，再次賜謚。宋高宗建炎年間，配享哲宗廟廷。
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理宗圖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勛閣，司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間，從祀于孔廟。明嘉靖年間，從祀時稱“先儒司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馬光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宣仁太后是前此宮廷中反對變法的后臺，掌權后遂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馬光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反對新法。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蔑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許多舊法，一一恢復。如差役法，知開封府蔡京依司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內全部恢復，對社會的危害較熙寧以前還要嚴重。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也在反變法派執政的幾年當中“非理耗散殆盡”。
與此同時，還不遺余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臺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閑。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確寫《車蓋亭詩》，以為皆涉譏訕，貶死于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
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們曾勸告司馬光，要為年幼的宋哲宗設身處地，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設想。司馬光說：“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司馬光及其后繼者無視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滿。哲宗親政后說，他在垂簾聽政期間“只見臀背”，斥責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宣仁太后一死，復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隨之垮臺，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主持編寫《資治通鑒》。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游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鑒》書局所在地。這里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范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后，便把《資治通鑒》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兩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鑒》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鑒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司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從政上，不以文學自矜，他評價自己“至于屬文，實非所長”。但他學問博大精深，把做學問與作文章結合起來，雖無意為文而文自工。司馬光“務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認為華而不實的詩無用，他所稱賞的不是辭藻堆砌的詩，而是平淡閑遠，抒發真性情、真自我的詩歌。
在經學上，司馬光弘揚儒術，力辟佛老，對儒家經義做了許多開創性的闡釋，朱熹將其與同時的周敦頤、邵雍、二程(程顥、程頤)、張載合稱為北宋“道學六先生”。
司馬光留存下來的書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勁方正，一筆一畫都寫得十分規矩，即使是長篇大幅，也毫不馬虎。如此端勁的書風，與他忠直嚴謹的個性也是相似的。
司馬光是以正書和隸書為主要書體的，且正多于隸。其正書的特點是：用筆提按分明，結體規整扁平，在橫劃的入筆出鋒處，時常帶有隸意蠶頭鳳尾的意圖和造型，明顯融入了隸書傳統。而隸書的特點則是：淳古不及漢隸，流美不及唐隸，但其用筆方折斬截，筆力力透毫端，筆畫沉澀剛勁，結體多取縱勢。字體雖小而意氣雄厚，轉折之處，鋒棱宛然，剛柔相濟。線條以直弧相參，于樸拙之中帶有十分秀美之態。其隸法之外兼帶楷意，無一般唐隸多見的肥滿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風致。
司馬光之書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對書畫和金石的學識與鑒賞之能，并根據個人胸臆，博采眾家之長，融秦篆之圓勁、漢隸之凝重、晉人之蘊藉、唐楷之剛健于一爐，從而形成鮮明的個人面貌和風格，這在宋人書法中無疑是自成一家、獨樹一幟。
黃庭堅《論書》就曾評價說：“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觀其書可想見其風采。”宋高宗也稱：“司馬光隸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隸書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鉆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
《送張寺丞覲知富順監》《南園飲罷留宿》《客中初夏》《客中初夏》《閑居》《嶺頭詩》《和君貺題潞公東莊》《和君貺題潞公東莊》《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
司馬光為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節儉、正直，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孟子)。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舉動都符合禮節。在洛陽時，他每次到夏縣去掃墓，一定要經過他的兄長司馬旦的家。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侍奉他仍像嚴父一樣，保護他像撫育嬰兒一樣。從小到大到老，他說話從來沒有隨便說過一句，他自己說：“我沒有什么超過別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從來沒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誠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陜西、洛陽一帶的人們都以他為榜樣，與他對照，學習他的好品德。如果人們做了不好的事，就說：“司馬君實莫非不知道嗎?”
司馬光對財物和物質享受看得很淡薄，沒有什么愛好，對學問卻沒有不精通的。他惟獨不喜歡佛教、道教，說：“佛道的微言大義不能夠超過我的書，其中的荒誕我卻不相信。”他在洛陽有田地三頃，妻子死后，他賣掉土地作為喪葬的費用。他一輩子粗茶淡飯、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但司馬光的政治生涯并不突出，他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盡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于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 又將神宗朝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日后在新舊黨爭時，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于國政運轉。
宋朝在多次戰爭中敗北，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朱熹對司馬光是頌揚的，但稱“元祐諸賢是關閉著門說道理底”、“溫公之說，前后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
《宋史》：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于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刬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嘆息，歡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于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慭遺一老，則奸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眾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
文彥博：①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②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后以鞭撲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
蘇軾：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陜郊，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平!”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邵伯溫：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葉逋：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張軾：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后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圣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朱熹：①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②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王稱：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無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與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況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呂中：①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歟。②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于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圣，則不使司馬光慭遺于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夾，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于今日，而黨議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系也。
王應麟：歐陽子(歐陽修)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
張燧：①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②溫公《資治通鑒》稿雖數百卷，顛倒涂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寇準)、趙忠定(趙汝愚)之應變，韓魏公(韓琦)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程顥)、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國(文天祥)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于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林時對：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匪其材，鮮不顛覆。雖云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為存、圖危于安，不乏斡旋補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古來旁求爰立、或取諸夢卜、或起自屠釣，咸能光復啟宇，祀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蕭何)、曹(曹參)、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齡)、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韓(韓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歐(歐陽修)、司馬諸公，克奏戡定弭寧之略。……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
王夫之：①自開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劉器之(劉安世)、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②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③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泄而無余。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蠻煙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沖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為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為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煢，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
李光地：①武侯(諸葛亮)之外，如郭令公(郭子儀)、范文正公(范仲淹)、司馬溫公，皆實有孟子之意。②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
顧棟高：唯公忠厚質直，根于天性，學問所到，誠實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饑，參苓之可以已病。
《歷代群英歌》：①司馬力攻新法，忠彥敢言正直。 ②宋代稱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同是，溫公君實為然。
蔡東藩：①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經借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壽?坐使良材一旦傾。②本回敘高后垂簾，及溫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見朝政清明，人民稱頌。……但司馬光為一代正人，猶失之于蔡京，小人獻諛，曲盡其巧。厥后力詆司馬光者，即京為之首，且熙豐邪黨，未聞誅殛，以致死灰復燃。人謂高后與溫公，嫉惡太嚴，吾謂其猶失之寬。后與公已年老矣，為善后計，寧尚可姑息為乎?
司馬光受父親的誠實教育的影響，一生誠信。大概在五、六歲時，有一次，他要給胡桃去皮，他不會做，姊姊想幫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離開了，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將胡核去皮，等姐姐回來，便問：“誰幫你做的?”他欺騙姊姊是自己做的，父親便訓斥他：“小子怎敢說謊。”司馬光從此不敢說謊，年長之后，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策勵自己，一直到死，沒有說過謊言。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還看過這張紙。清人陳宏謀說：“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後人對司馬光蓋棺論定之語，也是一個“誠”字。
有一次，司馬光跟小伙伴們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嚇得邊哭邊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砸去，“砰”的一聲，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來，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聰明機靈，從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樣。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馬光出了名，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被人們廣泛流傳。
司馬光要賣一匹馬，這匹馬毛色純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溫順，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馬光對管家說：“這匹馬夏季有肺病，這一定要告訴給買主聽。”管家笑了笑說：“哪有人像你這樣的呀?我們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說出來!”司馬光可不認同管家這種看法，對他說：“一匹馬多少錢事小，對人不講真話，壞了做人的名聲事大。我們做人必須得要誠信，要是我們失去了誠信，損失將更大。”管家聽后慚愧極了。
司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華，他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后長輩會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寶元年間中舉時，曾得到仁宗的接見。酒席宴會上，每人都在頭上插滿鮮花，肆無忌憚地嬉戲取樂，唯獨司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后，司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馬光有一個老仆，一直稱呼他為“君實秀才”。一次，蘇軾來到司馬光府邸，聽到仆人的稱呼，不禁好笑，戲謔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經是宰相亦，大家都稱為‘君實相公’!”老仆大吃一驚，以后見了司馬光，都畢恭畢敬地尊稱“君實相公”，并高興地說：“幸得大蘇學士教導我……”司馬光跌足長嘆：“我家這個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壞了。”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司馬光是和王安石、岳飛一樣，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司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沒想過納妾生子。張夫人卻急得半死，一次，她背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書，隨手翻了翻，嬌滴滴地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么書呀?”司馬光離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說儼然就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白頭偕老的翻版。唯獨一人笑道：“可惜司馬光不會彈琴，只會鱉廝踢!”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司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為命。洛陽的燈會享譽天下，逢元宵節，張夫人想出去看燈，司馬光說：“家里也點燈，何必出去看?”張夫人說：“不止是看燈，也隨便看看游人。”司馬光一笑，說：“看人?怪了，難道我是鬼嗎!”
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讀書其間。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鉆天，司馬入地。”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司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權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讀歷史，讓人深思。
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社會，大多數人苦讀寒窗，躋身仕途，無不是為了顯耀門庭，榮華富貴，澤被后世，蔭及子孫。在這些人面前，司馬光的清廉更顯可貴。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詔賜司馬光金錢百余萬，珍寶絲綢無數，但司馬光不為所動。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其友劉賢良擬用50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司馬光家藏書富，居洛陽時，買田20畝，建“獨樂園”，藏文史書籍萬余卷。又置“讀書堂”，辟精善之本5000卷，又得神宗賜書2400卷，以資著述。善保護圖書，每年二伏至重陽間，在天氣晴朗之日，設案以曝書籍。桌案潔凈，鋪以茵縟，然戶端坐看書。閱書時，不以空手捧書，唯恐手汗漬濕。藏書幾十年，其書仍新如手未觸一樣。
司馬光退居洛陽后，和文彥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白居易九老會的舊事，便會集洛陽的卿大夫年齡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認為洛陽風俗重年齡不重官職大小，便在資圣院建了“耆英堂”，稱為“洛陽耆英會”，讓閩人鄭奐在其中畫像。當時富弼七十九歲，文彥博與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經七十七歲，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歲，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衛州防御使馮行己都已七十五歲，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歲，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已七十歲。當時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寫信給文彥博，想要參加他們的集會，王拱宸七十一歲。而只有司馬光還沒到七十歲，文彥博素來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狄兼謩的舊例，請他入會。司馬光因為自己是晚進后輩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后。文彥博不聽，讓鄭奐自幕后傳司馬光畫像，又到北京傳王拱宸的畫像，于是參會的有十三人，他們置酒賦詩相互取樂。當時洛陽有許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的風景，司馬光等人頭發和眉毛雪白，儀表神態端莊美好。每次聚集宴會時，洛陽的百姓都隨從觀看。
宋朝時，交趾(今越南)國遣使進貢珍奇異獸，說是麒麟。司馬光上奏朝廷說：“大家都不認識，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又不是它自己來的，算不得吉祥的象征;如果是假的，恐怕被夷狄笑話。朝廷應該厚賞使者，讓他帶回去。
司馬光墓在山西夏縣城北15公里鳴岡，墳園占地近3萬平方米，東倚太岳余脈，西臨同蒲鐵路，司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該墓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地分為塋地、碑樓、碑亭、余慶禪寺等幾個部分。墓側翁仲分列。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額;碑文為蘇軾撰并書，曾沒于土中，后于杏樹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剝蝕難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間，特選巨石，依宋碑復制，并建碑亭。東有守墳祠，再東為北宋元豐元年(1078年)敕牒建香火寺余慶禪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后。寺內有大殿五間，殿內現存大佛三尊，西壁羅漢八尊，為宋塑風格。歷代碑古二十通，記載墳園沿革。
以上就是關于司馬光簡介的全部內容了，小伙伴如果覺得不錯，還想要了解更多有關歷史類的相關的小知識、小趣聞和人物故事的話，歡迎大家關注我們。
司馬光別稱：司馬溫公、涑水先生、司馬文正。字號：字公實、君實號迂夫，晚號迂叟。所處時代：宋代。民族族群：漢族。出生地：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縣）。出生時間：1019年11月17日。去世時間：1086年10月11日。主要作品：《客中初夏》《阮郎歸》《西江月》《錦堂春/錦堂春慢》《春游》等。主要成就：主持編纂《資治通鑒》；歷仕四朝，政績卓著。
關于司馬光的詳細內容，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為您進行介紹：
一、司馬光的詩詞
《和君貺題潞公東莊》、《南園飲罷留宿詰朝呈鮮于子駿堯夫彝叟兄弟》、《客中初夏》、《斛律丞相》、《花庵獨坐》、《阮郎歸》、《送張寺丞知富順監》、《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春游》、《邊將三首》、《錦堂春/錦堂春慢》、《柏梯寺》、《北軒老杏其大圍春色向晚只開一花余憫其憔悴》、《西江月》、《虎牢關》、《閑居》、《錦堂春》、《北京留守王太師挽歌詞二首》、《昌言見督詩債戲絕句》、《湖上村家》。
二、為官生涯
反新法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于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于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等情況，從側面證明司馬光在政治上還是老練穩健的。可以使用一句話來評價司馬光的一生：其實司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這兩件事情編寫《資治通鑒》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注意就是：司馬光之所以與王安石政見不和僅僅是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在本質上都是為國為民的真君子——純粹君子之爭，絕對不是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馬光之余也不會由衷的道出：“司馬君實，君子人也！”一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小人！司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為變法問題斗得死去活來之后，司馬光留下了這樣的見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對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無它，唯執拗耳”。有著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馬光，覺察到了變法的不妥，但具體哪里不妥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他不可能作很準確的描述，只能通過變法造成的一些惡果來解釋他反對變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斷和安石爭辯，但缺乏現代經濟理論，司馬光無法對變法方案作出有力辯駁。終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而已。結果造成了神宗誤會他無理取鬧的局面，不得不遠離政治中心，出走洛陽。還有點要注意就是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斗中不能得勝時，便選擇了回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然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沒有任何私利，為什么要這樣做？面對身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馬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讓。
元_更化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于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_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概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羨余，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兇年，無谷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并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后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于富不利于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三、學術成就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主持編寫《資治通鑒》。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游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鑒》書局所在地。這里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_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_、范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后，便把《資治通鑒》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鑒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鉆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
四、軼事典故
司馬光一生誠信，應該也是受父親的誠實教育的影響，大概在五、六歲時，有一次，他要給胡桃去皮，他不會做，姊姊想幫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離開了，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將胡核去皮，等姐姐回來，便問：“誰幫你做的？”他欺騙姊姊是自己做的，父親便訓斥他：“小子怎敢說謊。”司馬光從此不敢說謊，年長之后，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策勵自己，一直到死，沒有說過謊言。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還看過這張紙。清人陳宏謀說：“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後人對司馬光蓋棺論定之語，也是一個“誠”字。
破甕救友有一次，司馬光跟小伙伴們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嚇得邊哭邊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來，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從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樣。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馬光出了名，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被人們廣泛流傳。
誠信賣馬司馬光要賣一匹馬，這匹馬毛色純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溫順，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馬光對管家說：“這匹馬夏季有肺病，這一定要告訴給買主聽。”管家笑了笑說：“哪有人像你這樣的呀？我們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說出來！”司馬光可不認同管家這種看法，對他說：“一匹馬多少錢事小，對人不講真話，壞了做人的名聲事大。我們做人必須得要誠信，要是我們失去了誠信，損失將更大。”管家聽后慚愧極了。
低調淡泊司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華，他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後長輩會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寶元年間中舉時，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見。酒席宴會上，每人都在頭上插滿鮮花，肆無忌憚地嬉戲取樂，唯獨司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說：“戴花乃皇上之令也！”司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司馬光有一個老仆，一直稱呼他為“君實秀才”。一次，蘇軾來到司馬光府邸，聽到仆人的稱呼，不禁好笑，戲謔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經是宰相亦，大家都稱為‘君實相公’！”老仆大吃一驚，以后見了司馬光，都畢恭畢敬地尊稱“君實相公”，并高興地說：“幸得大蘇學士教導我??”司馬光跌足長嘆：“我家這個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壞了。”
堅不納妾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司馬光是和王安石、岳飛一樣，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司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沒想過納妾生子。張夫人卻急得半死，一次，她背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書，隨手翻了翻，嬌滴滴地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么書呀？”司馬光離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說儼然就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白頭偕老的翻版。唯獨一人笑道：“可惜司馬光不會彈琴，只會鱉廝踢！”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司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為命。洛陽的燈會享譽天下，逢元宵節，張夫人想出去看燈，司馬光說：“家里也點燈，何必出去看？”張夫人說：“不止是看燈，也隨便看看游人。”司馬光一笑，說：“看人？怪了，難道我是鬼嗎！”
典地葬妻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讀書其間。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鉆天，司馬入地。”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司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權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讀歷史，讓人深思。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社會，大多數人苦讀寒窗，躋身仕途，無不是為了顯耀門庭，榮華富貴，澤被后世，蔭及子孫。在這些人面前，司馬光的清廉更顯可貴。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詔賜司馬光金錢百余萬，珍寶絲綢無數，但司馬光不為所動。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其友劉賢良擬用50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宋史》，《辭海》等明確記載，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后代。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司馬光生平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時其父司馬池任光山縣令，所以給他起名光；六歲時，司馬池就教司馬光讀書，七歲時，不僅能背誦《左氏春秋》，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
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二十歲，他參加了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華州（今陜西華縣（判官。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今陜西大荔）知州，兩地相距較近，司馬光經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結識了同科進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當推官，雖比司馬光大二十多歲，但兩人很談得來，經常在一起交流學問，談古訪今，成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張存的女兒結婚。
司馬光在第二次回朝為相期間，輯錄《國語》的精要，編成《徽言》一書。又將《歷年圖》和《百官公卿表》增補、總輯為《稽古錄》一書，形成一部“略存體要’’的簡明通史，又負責將《資治通鑒》進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獲贈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宋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將他葬於高陵。靈柩送往夏縣時，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吊，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非常真誠，仿佛是在哭自己的親人。嶺南封州的父老們，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文學成就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主持編寫《資治通鑒》。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游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鑒》書局所在地。這里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范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后，便把《資治通鑒》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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