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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九州出版社讀書會
嚴復說過：“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玩味其言，宋朝雖已遠去 ，卻是造就今日的重要朝代；宋朝遺產不勝枚舉，但事關政俗人心而值得究心盤點的，顯然應該聚焦于政治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層面。
宋朝的政治文化遺產主要集中在制度設計與統治思想上。
先說制度設計。
宋朝確立文官體制，抑制武將勢力，立國以后，在軍事制度上創設了樞密院、三衙的新體制。中央禁軍分為馬軍司、步軍司與殿前司，三衙鼎立，互相牽制，改變過去由一將獨領的做法，三衙主帥只有統兵權，沒有發兵權。
與此同時，另設樞密院作為最高軍事機構，長官一般由文臣擔任，只有發兵權，而無統兵權。每有征戰，皇帝親自命將，所命主將未必都是三衙之帥。
宋朝實行強干弱枝、內外相制的方針。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京師禁軍都比地方禁軍雄厚精良，旨在拱衛京師，弱化地方，此即強干弱枝。
在禁軍布防上，則一半駐守京城，一半分駐外地，合京城禁軍足以對付外地一處的禁軍，合外地禁軍也足以對付駐守京城的禁軍，不至于釀成外患內亂，此即內外相制。
這些削奪兵權、改革兵制的措施，有效保證了軍隊的穩定，徹底終結了晚唐五代以來武人亂政的動蕩局面。
為防范相權獨大，威脅君權，宋朝采取了三項措施。
首先，把最高行政機構分為中書、門下與樞密院，把原屬宰相的那部分軍事權力劃給了樞密院。
其次，增設參知政事作為副相，防范宰相專擅。參知政事與樞密院長官都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構成整個中樞核心權力圈，以集體領導制約宰相擅斷。
另外，增設三司總理全國財政，把財權也從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權上，宋朝派遣文官主政州縣，直接對皇帝負責，另設通判掣肘州府長官。
在州府之上，派駐代表中央的路級機構，主要有漕司、憲司、倉司和帥司。前三者分別主管一路的財賦、司法與賑濟，同負監察一路州縣官的職責，故統稱“監司”。帥司專掌一路軍事和治安。
作為路級機構，四司既各專其職，又相互督察，這種互相牽制的權力結構，看似疊床架屋，卻使任何地方大員都不能專權獨斷，更不可能出現類似藩鎮割據那樣尾大不掉的禍患。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的頂層設計，作為影響深遠的政治遺產也為后代所繼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時代，除卻王朝鼎革之際，從未再上演過皇權傾覆與地方割據的大亂局面，說其澤被后世，也是絕不夸張的。
再說統治思想。
縱觀宋朝制度，其頂層設計之完善與統治思想之進步是相互促進，同步展開的。宋代統治思想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共識：“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
在確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將的基本國策的同時，開國者特立不殺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為后世君主必須恪守的制度保障。這種政治寬容度，在中國帝制時代堪稱空前絕后，也使宋代朝政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稱得上是最開明與寬容的。
宋朝士大夫獨立人格之養成，當然有社會變動的深層原因，但最高統治者的政策保護與思想導向，其作用不可忽視。尤其對于承擔權力監察功能的臺諫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獎臺諫”、“不罪言者”相標榜，“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
正是最高統治者能夠“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們才得以相對充分地議政論政，在崇文抑武、分割事權的頂層設計下實現其政治抱負。
再說精神文化方面。
宋朝的精神文化遺產，大眾往往矚目：
文學藝術上，有時代性品牌的宋詞、話本與南戲所象征的市民文藝，《清明上河圖》與文人畫，蘇、黃、米、蔡的尚意書法，以宋瓷為極致的工藝美術；
科學技術上，有對世界文明產生劃時代影響的三大發明，沈括及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夢溪筆談》，水運儀象臺代表的天文學，腧穴針灸銅人與《洗冤錄》標志的傳統醫學。
但最宜后人究心的，應該是在構成宋朝精神文化上具有決定力的價值觀念。
在唐宋之際的社會變動中，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關系或新格局在政治、經濟、階級、家族、思想、宗教、民族等領域接踵而至，僅憑舊儒學已難以敷用，亟需一種應對變局、解釋現狀、維護統治的新儒學。
經兩宋數代思想家“斷以己意，作新斯人”的創造性轉換，宋學作為新儒學，流派紛呈，大師迭出，成為先秦諸子學以后一座新高峰。
宋學涵蓋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方法論等層面，重視思辨，強調義理，推崇理性，講究致用，作為宋型文化的精神內核，對當時與其后的思想、倫理、教育、史學、文學藝術與自然科學的發展路徑，都起著廣泛而深刻的作用。
宋學不僅是學術思潮，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對宋代以后迄于今日的民族素質與價值信仰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舉其犖犖大者，略有以下諸端。
其一，平等意識。唐宋社會轉型，開啟了科舉公平競爭的閘門，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各階層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個官僚隊伍主要出自科場的選拔，他們雖有等級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階級已無“士庶之別”，地權開始以經濟手段頻繁轉移，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僅僅耕地租佃，相對平等的契約關系已進入許多經濟活動。農民與手工業者也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促進了各階層間的橫向流動與上下流動。
所有這些變化，催生了人們對平等的朦朧向往。宋學家倡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強調這種平等觀。
在社會上，以農為本、工商為末的傳統思想受到挑戰，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觀念（這在近代公民化意識出現前不啻是身份觀念的革命）。
平等觀業已深入下層民眾，投射在起義農民的綱領口號上。王小波的“均貧富”，方臘的“法平等”，鐘相的“等貴賤”，都表達出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相對前代，這種平等意識是新因素，但與近代平等觀仍有本質區別。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松，文化管理較為開放，無疑是兼容精神形成的必要前提。
首先，兼容精神表現在宋學形成過程中。各派盡管主張不一，甚至針鋒相對，但都能實事求是地肯定對方學術的可取之處。在理學體系的構建過程中，無論程朱派，還是心學派，創立者幾乎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歷，或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毋寧說宋學本身就兼收并蓄為我所用的寧馨兒。
其次，兼容精神也體現在宋代三教關系上。兩宋以儒學為主體，以佛道為輔翼的文化格局最終形成，君主明確主張“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故而儒、佛、道基本上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不僅新儒學各家出入佛老，自構體系；佛門也融合儒道，將忠孝節義引入佛教戒律；道教養生思想則從佛教哲學中汲取養分。在日常士民生活中，儒、佛、道也并行不悖，共處雜陳。
再次，兼容精神還淋漓盡致地反映在雅俗文化互融共存上。傳統詩文與長短句、小說、話本、戲曲各擅勝場，畫院畫、文人畫與民間畫齊頭并進，雅化的禪宗與俗化的凈土宗兩水并流，無不是兼容精神的有力表征。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農工商不斷吸收、消化、借鑒、融合其他異質文化，創造出璀璨輝煌的文化遺產并影響至今。
其三，經世理念。宋代文化以新儒學為價值觀，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強調經世，從根本上關注百姓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寧強盛，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
唐宋轉型后，經科舉制的有力推挽，一個士大夫官僚階層迅速崛起。他們中的精英分子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請，展現出迥異于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即以理學強調“內圣外王之道”而論，就是旨在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內圣”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從二程到朱熹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實踐者，浙東事功學派更揭出“經世致用”的旗幟。這種經世理念驅使士大夫精英懷有強烈的責任感與神圣的使命感，期待在匡世濟民中建功立業，最終實現自我價值。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號召，都是這種理念情懷的經典表述。
其四，名節操守。晚唐五代以降，忠義廉恥掃地以盡。新儒學重建過程中，表彰名節操守尤其不遺余力，至北宋中葉已“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
士大夫遂秉持淑世情懷鍛鑄理想人格，名節操守敦促優秀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進”，惕惕乾乾，自覺信奉“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將當世與后代對自己的評價視為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恒價值。
這種氣節操守，既有面對權位名利的非分誘逼而維護自身獨立自尊的層面，也有面對新主舊朝的易代鼎革而恪盡原有君臣名分的層面，更有面對外國異族的武裝入侵而堅持民族大義氣節的層面。
以上諸層內涵在宋朝都有充分表現。第一層在“侃然守正，無所承望”的剛直官員那里頗有亮點，也涌現了相當數量“職有言責，計無家為”的臺諫官。第二層與第三層，由于民族戰爭綿延不絕，大義名分也成為彌漫朝野的普遍風尚。
在宋學的鼓吹下，民族氣節在宋代，尤其南宋大為凸顯，“盡忠報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成為上至將相下至士民共同尊崇的道德規范。而楊家將抗遼、岳飛抗金、文天祥死節等事跡，也在南宋以后奉為民族氣節的最高典范。
當然，宋朝的遺產也有消極的影響，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纏葛繞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遺產而言，其制度設計固然確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軍事上，各自為政、動輒掣肘、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隨，嚴重削弱了軍隊戰斗力。
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因循茍且、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于是，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世，缺少活力、短于應對也就勢所難免。
就精神遺產而言，作為精神文化內核的新儒學確為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自建炎南渡，隨著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內部專制的強化，宋學明顯轉向內省的路向，“外王”之道淡出，“內圣”之學凸顯。
自宋理宗起，理學作為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為官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后代的發酵，最終成為明清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理性區分宋朝遺產中的新生兒與洗澡水，照單全收與一起潑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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