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狐嶺：一戰定興亡
以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歷時24年的蒙金戰爭（1211—1234年），其實在第一個回合就已決定性地分出了勝負。
金大安三年（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親自率軍大舉伐金。此前，蒙古為了伐金時剪其羽翼，自泰和五年（1205年）始三次進攻西夏，大安元年（1209年）時更是包圍了西夏都城中興府，逼得西夏簽下臣服納貢的城下之盟。對蒙古人而言一個意外的“收獲”是，西夏戰事不利時曾求援于金，卻遭致金國幸災樂禍的拒絕，金章宗甚至說“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由此金夏同盟走向破裂，雙方在強敵在側的情況下展開了長達十余年的自相殘殺。
面對蒙古騎兵的長驅直入，女真人的第一反應是完全中原王朝式的消極防守——“修長城”，進一步加固前些年開始修建的金界壕，打算依托界壕邊堡在中都西北和蒙古軍打一場筑壘防御戰，全無當年金軍吞遼滅宋時“騎兵馳突，四通八達”的野戰主義風采。
而諷刺的是，就在金軍統帥獨吉思忠“用工七十五萬”加固西北路約三百公里長的金界壕時，大安三年七月，蒙古騎兵打來了，一舉拿下了烏沙堡和烏月營，金軍西北長城防線由此全面崩潰。
一個最簡單的軍事邏輯是，無論金軍處于何等的兵力優勢，耗散在三百公里長的防線上就等于處處薄弱，只要成吉思汗集中數萬兵力攻其一點，防線焉有不破之理。更何況，金軍的金界壕防線還是臨時抱佛腳，幾十萬民工暴露在蒙古軍的刀鋒下，一打起仗來就是雪崩式的潰逃，又如何組織有秩序的防御呢？
這也正如金平章政事徒單鎰所說：“自國家與蒙古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在蒙古軍集中一點的攻勢面前，金軍分散兵力的消極防守戰法屢屢受挫，而這只是第一次罷了。
西北防線瓦解之后，金帝國當時的統治者完顏永濟（衛紹王）解除了獨吉思忠的兵權，改任在金宋戰場上有突出表現的完顏承裕為統帥。但完顏承裕干脆連據城打防御戰的勇氣都沒有，將桓、昌、撫三州拱手相讓于蒙古軍（另一說為野狐嶺之戰后），徑直退往野狐嶺（今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區）一線，似乎只有依靠險要的山勢才能讓金軍有一戰的信心。
三個堅城的失守讓蒙古軍在進行野狐嶺之戰時沒了后顧之憂，更重要的是，桓州（今內蒙古正藍旗西北）是金帝國養馬的牧監重地，失守對業已衰落的金軍騎兵造成了致命一擊，不過這是后話，稍后再作討論。
大安三年八月的野狐嶺之戰前，完顏承裕手中號稱有45萬大軍（一說40萬），對陣成吉思汗的數萬騎兵。但有理由相信，金軍的這一數字有不小的水分，不僅說是45萬人可能涉及夸大，并且金軍中很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是此前修筑金界壕的民夫，無論如何，金軍中有野戰能力的“戰兵”不太可能有40萬人。事實上，按照金朝的軍制，此時金軍正規軍的總數都沒有40萬人，還要兼顧遼東、金夏邊境、金宋邊境（兩淮和川陜）等多個戰略方向，又哪里可以拿出40萬“戰兵”放在野狐嶺一隅之地呢？即使真有40萬人，其中相當一部分也是臨時抽來的漢人“簽軍”，甚至是民夫了。
對于金軍而言，野狐嶺雖然是利于防守的險要之地，但與金界壕之戰異曲同工的是，野狐嶺也不是一個很狹窄的地理概念，金軍在此仍然陷入了“分兵防守”的誤區，山地作戰還影響了金軍各部的聯絡呼應，因此被木華黎一擊即破。
事實上，“野狐嶺之戰”是由狹義上的“野狐嶺之戰”和距離不遠的“澮河川之戰”兩戰組成，甚至有說法認為，金軍在野狐嶺上只放了七千人，之后澮河川之戰的規模更大，怯戰的完顏承裕原就無心在野狐嶺決戰，短暫對陣后就迅速撤離到澮河川（今河北懷安東），但最終還是被跟蹤追擊至此的蒙古軍打到全軍覆沒。
無論是“野狐嶺”還是“澮河川”，有一點是明確的，金軍的確在廣義上的“野狐嶺之戰”中遭到了致命一擊，“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銳盡沒于此”。
在野狐嶺之戰中，金帝國很可能是喪失了唯一一支可以機動使用的野戰軍大兵團，但如之前所說，40萬人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虛數”，金軍野戰兵團的損失從數萬人到二三十萬人之間都有可能。
除了爭議頗大的軍力損失之外，此戰對金帝國的傷害甚至是遠超戰役本身的。野狐嶺之戰后，金軍在中都一帶的兵力極度空虛，緊急從各個戰場調兵回來“勤王”，特別是從作為龍興之地的遼東也撤回來兩萬人。第二年（1212年），耶律留哥就在遼東發起了契丹遺民之亂，復辟了遼國；連鎖反應隨即而來，參加了野狐嶺之戰的金帝國大將蒲鮮萬奴，攻伐耶律留哥失利之后，對金國前途徹底失望，于金貞佑二年（1214年）叛金，自立為天王，國號“大真”；成吉思汗自然不會錯過耶律留哥和蒲鮮萬奴起兵的大亂時機，也在貞佑二年派木華黎進軍遼東，僅用了一年多時間就平定了遼東，金帝國自此徹底喪失了龍興之地，上百萬猛安謀克隨之離散，導致了金國“基本武力”的進一步衰落。
野狐嶺之戰對金帝國的“國家威信”打擊也是巨大的，讓其陷入了四面起火的絕地。本就和金人撕破臉了的西夏由此堅定了對金作傾國一戰的決心；山東河北一帶的反金義軍“紅襖軍”趁亂起事，短時內即成燎原之勢，規模最大時竟至數十萬；還有內亂，至寧元年（1213年），曾在野狐嶺之戰中慘敗的胡沙虎發動政變，殺掉了衛紹王完顏永濟，擁立金宣宗完顏珣為新帝，而正是這位金宣宗，日后做出了拋棄中都南逃的昏招。
當然，野狐嶺之戰對金帝國最直接的影響是，黃河以北至此成為蒙古鐵騎任意馳騁之地，包括河北和山西在內的華北從此再無片刻安寧，金國的人口、農業，特別是財政陷入了持續失血的絕境。
作為金國都城的中都（今北京）也概莫能外。盡管金軍在中都的防守異常堅固，蒙古軍幾次圍城都未果，但動輒被圍的危局還是徹底擊垮了金宣宗的斗志和勇氣，頂著百官和太學生的反對于1214年強行宣布遷都，南遷至南京開封。此舉自然讓金帝國的中樞得到了一定的緩沖之地，讓蒙古軍隊的“斬首”行動變得不再那么輕而易舉，但更大的危害是，遷都讓金國包括中都在內的黃河以北守軍軍心淪喪。第二年（1215年）五月，蒙古軍終于拿下了中都，金中都主帥完顏承暉服毒自殺，這也是蒙金開戰以來擅長野戰的蒙古軍攻克的第一座有標志性意義的超大城池。
失去了中都和遼東之后，曾經人口高達5000萬人的金帝國有效控制區實際上已經大幅縮小至當年北宋的北方地區，如果再考慮到紅襖軍此時在山東的如火如荼，金帝國政令真正可以通達的地區就只剩河南和陜西了。試問，僅憑這一小塊地方，金帝國又如何展開復興大計，更重要的是，拿什么去養活將要和蒙古人血戰的幾十萬大軍呢？
以上說的這幾點，都是野狐嶺之戰后非常直接的連鎖反應，從這一點上來說，《金史》評論野狐嶺之戰說“識者謂金之亡，決于是役”，絕非夸大之語。
在蒙金戰爭的第一年，雙方主力軍團的第一次正面決戰中，此前看似龐然大物的金帝國不僅徹底喪失了戰略主動權，從此片刻都沒有脫離被動挨打的態勢，更是提前注定了亡國的終局。
但野狐嶺之戰又不是“淝水之戰”一類的滅國之戰，畢竟，金國在戰后還堅持了23年之久。因此，更有意義的設問是，在一戰定興亡的野狐嶺之戰后，金帝國何以茍延殘喘到1234年，而不是“旋踵而亡”，其間甚至還出現過似是而非的“中興”？
速決戰打成了持久戰
很遺憾，上述這個問題的答案甚至與金國的“迷途知返”沒什么大的關系。相反，金國還昏招迭出，在與西夏鏖戰的同時，金宣宗還于1217年發動了侵宋戰爭，而理由居然是荒謬至極的“北失南補”，不僅空耗了國力，還損失了本可用于金蒙戰場的寶貴生力軍。金末漢族文人劉祁在《歸潛志》中嘆息稱：“南渡后，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陜西狹隘，將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嗟乎！避強欺弱，望其復振，難哉。”
此時，金國已是危如累卵，有效控制區僅剩下陜西和河南。以蒙古軍前幾年的進軍速度而言，且面對的還是一支已被嚴重削弱的金軍，如果全力滅金，至多也就是三五年的事情。
而金帝國之所以沒有在野狐嶺之戰數年后就亡國，最重要的原因，或者說唯一原因就是：蒙古軍的主力突然從蒙金前線撤了。
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金貞佑五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華黎為太師、國王，全權指揮攻金。而成吉思汗親率的蒙古軍主力則在滅西遼后，發動了世界史上著名的蒙古西征，以十萬以上的兵力，歷時七年，一路打到了阿富汗、伊朗、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腹地，征服了中亞最強大的國家花剌子模，連帶消滅了對方的40萬大軍。
成吉思汗為何在本有希望再加把勁就可以一舉滅金的當口突然西征呢？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所謂花剌子模國王摩訶末殺掉了蒙古使節，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成吉思汗認為此時的金帝國是只待宰的羔羊，被滅掉只是早晚而已。除了眼前茍延殘喘的金國之外，還有遠方，而正是這更遠的遠方定義了這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征服者。也就是說，滅金這樣一個“小目標”對于此時的成吉思汗而言有些無關緊要了，他的野心和壯志遠不是一個金國可以容納的。
那么，西征的成吉思汗留給木華黎多少人用來對付金國呢？乍一看也不少，有十萬人，但再一端詳，這十萬人中正牌的蒙古軍只有寥寥1.3萬人，而其他都來自汪古部、契丹和漢人。
但也就是木華黎這點人，依然一派全面進攻的氣吞萬里如虎之勢，一度打得金國只有招架之功，更別提什么奪回戰略主動權了。當然，正如前所說，金軍趁著鐵木真不在的確也干了件大事：進攻南宋。
但氣勢歸氣勢，僅憑木華黎這點蒙古軍，繼續掌控戰爭主動權或許是足夠的，但想要滅金就難度過高了，事實上成吉思汗很可能也只打算讓木華黎牽制金軍就足夠了。木華黎一直到元光二年（1223年）去世前，都未能徹底摧毀金軍的潼關防線和黃河防線，在攻陜西鳳翔失敗后病死。
土地越占越多，木華黎卻又兵力有限怎么辦？木華黎想出了一個天才的辦法：分封漢人世侯。金宣宗南渡之后，山東河北一帶原本心向金國的很多漢人地主武裝眼見金國大勢已去，紛紛轉投蒙古，而在木華黎那里也得到了相當高的禮遇和自主權，他們中的很多人日后都成為元帝國赫赫有名的“漢人世侯”，甚至被賦予藩鎮和諸侯一般的權力——管理某一地區的軍事、民事、財政，以及設置僚屬的世襲權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張柔（日后在崖山之戰中滅宋的元將張弘范之父）和史天倪、史天澤兄弟了。
為了對付“漢人世侯”的威脅，金人推出了一項對標模式：“九公封建”。所謂九公封建，就是分封九個地主武裝首領，由此，金帝國得到了漢人地主武裝的鼎力支持，這可是帝國末期的最主要軍力之一。如果沒有九公封建，金國會在河北、山東一帶徹底喪失存在感，亡國的時間也可能會提前數年。當然，這依然是蒙古西征的派生品，如果蒙古軍主力在，很可能“九公封建”還未來得及推出，金國已然亡國。
“漢人世侯”VS“九公封建”，在蒙古西征及之后的幾年中，蒙金戰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代理人戰爭”，蒙金雙方都用世襲諸侯的權位吸引漢人地主武裝作為主力參戰。一方是因主力去國萬里，兵力不足；一方是因作為帝國基本武力的猛安謀克日漸衰落，不得不另辟蹊徑。
至于再之后的大昌原之戰、倒回谷之戰、衛州之戰這三次金軍的標志性勝利，是否延續了以及延續了多久金國的壽命都很難說，即使有，也都是成吉思汗死后窩闊臺時代的事情了，如果不是蒙古西征，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前就已完成了滅金大業。
當然，同樣很合理的說法是，當蒙古大軍主動放棄了一鼓作氣滅金的時機之后，獲得了喘息時機的金軍從起初的巨大陌生感中走出，逐漸熟悉了蒙古軍的劃時代戰法，穩住了陣腳。當蒙古大軍再次大舉進攻時，勢必要付出比一開始更大的代價和時間，但因為實力過于懸殊，所謂“更大”也只是一個相對概念，更重要的是，蒙古人本可以不給金軍這個喘息續命的機會。
因此，可以斷言，金國之所以能續命至1234年，將一場大概率在10年內解決的戰爭拖長至24年，快慢節奏始終都操控在率性而為的蒙古人手中，套用《三體》中那句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我何時毀滅你，與你無關”。
更殘酷的事實在于，如果金軍的戰場表現比歷史上更高一個層次的話，那么很可能激發起成吉思汗更強烈的征服欲，有可能就推遲西征傾力滅金了，如此，金國的亡國時間反而會提前。夸張點說，就是金軍表現得差，反而“有助于”多活幾年。
這對于身為東亞第一強國，曾號稱“滿萬不能敵”的金帝國而言，可能是比亡國更為屈辱的事情吧。
失蹤的女真鐵騎
當蒙金戰爭爆發時，金軍的孱弱程度可能讓自信滿滿的蒙古人也大吃一驚，特別是金軍完全放棄機動性的被動防守，以及嚴重缺乏韌性的一觸即潰，完全顛覆了開國之初那支金軍“堅忍”的歷史人設。
這時候，一個非常合理的疑問是：那支曾經縱橫天下的女真鐵騎去哪了？
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層面探討。第一，作為金帝國基本武力的女真猛安謀克在短短幾十年為何衰落如斯？第二，當年那支無堅不摧的金軍騎兵，特別是冠絕天下的重騎兵去哪了，為何在蒙金戰爭中幾乎看不到“鐵浮屠”們的身影？
先說第一點。
《金史·兵志》說：“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1114年，完顏阿骨打定制以“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如同后世清帝國的八旗制一樣，猛安謀克制度由此成為金帝國的基本軍事制度。
然后，從金熙宗開始，女真人從上到下就開始了急速的漢化，海陵王完顏亮更是確立了漢地本位政策。女真社會的漢化在政治和文化上有諸多正面作用，但在軍事上，對女真人傳統的尚武精神可謂一次毀滅性打擊。正如劉浦江先生在名文《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中所說，“僅僅三四十年之后，女真人就盡失其昔日的勇銳”。
王曾瑜先生在《遼金軍制》中也寫道，“金朝女真人的漢化程度高于遼朝契丹人，而金朝武運由盛轉衰的時限也比遼朝短促”。
甚至，如劉浦江所說，“女真人的漢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昔日的好戰精神和勇敢無畏的性格”。海陵王末年，宋人曾諷刺金軍稱，“當其出軍，其金人與親戚泣別，自謂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慮。其軍畏怯如此”；到了金世宗時代，女真人私下對宋使抱怨說，“舊時見說廝殺都歡喜，而今只怕簽起去”。
尚武精神的喪失直接導致了女真人戰斗力的急速下滑。劉浦江先生以金宋外交場合的“射弓宴”為例分析了金宋軍人戰斗力的消長，“雙方在宴會上射箭以決勝負。金朝前期，金人在這種場合往往是勝多負少，然而從世宗以后，勝負就顛倒過來了”，“這種情況屢屢發生，令金人感到很失面子”，有一次，金國派出了殿前右衛將軍完顏守榮這樣的高級職業將領“參賽”，竟然還是輸給了南宋使者。
據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在《金代女真研究》中的估算，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間，金國可以動員的猛安謀克軍已到了20萬人左右，比開國之初有了不小的增長。但此時這支猛安謀克軍卻再也不是國初那支“精兵”，金大定八年（1168年），金廷從猛安謀克中遴選侍衛親軍，“其中多不能弓矢”，可見猛安謀克戰斗力的日趨下降已經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以至于連侍衛親軍這樣金軍最精銳的部隊都難以遴選。正如劉浦江先生所說：“金源一朝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猛安謀克的盛衰，金朝后期的猛安謀克完全喪失了戰斗力，這對金的敗亡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就如同清代中期之后清帝對八旗漢化的憂慮一樣，猛安謀克的腐化也引起了金帝國上層的警醒。金廷重臣曾向金世宗指出：“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余，不習戰陣。”金世宗也深知女真人“不習騎射，不任軍旅”，甚至破天荒地開始擔心金軍連宋軍都打不過，“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
而金世宗的盛世危言也被證明不是杞人憂天。正是在金國最鼎盛的世宗年間，南宋川陜一帶的邊將曾很不屑地嘲諷猛安謀克稱，“敵兵易與，十不敵部落一二”，而金軍還真就“從善如流”地“招西蕃部落為軍”，以對付宋軍。
為此，金世宗掀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這被陶晉生在《女真史論》中稱為“女真本土化運動”，希望借此喚醒同胞的尚武精神，“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這一幕很難不讓人想起康乾時代的“木蘭秋狝”。
但金世宗的“國語騎射”式的努力最終被證明是徒勞。到了金章宗時代，不僅遷居漢地的猛安謀克日趨文弱化，連黑龍江下游地區的“新女真”，素以勇悍著稱的胡里改人也加入了漢化大潮，金軍也等同于喪失了最后的原教旨意義上的“兵源地”。
既然作為帝國基本武力的女真猛安謀克不行了，金國還能依靠誰？
契丹人肯定靠不上。不是說契丹人不能打，諷刺的是，金代末期的契丹人因為漢化程度不如女真人，戰斗力反而比女真人更強。但問題是，有滅國之恨的契丹人對金帝國能有幾分忠誠？金世宗就曾有言，“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金國歷代皇帝對契丹人都留著一手，衛紹王時期北邊有警，他竟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這自然可以理解為防患于未然及深謀遠慮，但這樣做的最大問題，套用索羅斯的反身性理論就是，猜疑和防范會進一步加深契丹人的離心力，最終讓金世宗的猜疑更加容易成真。蒙金開戰第二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就在遼東起兵，使金帝國葬送了龍興之地；野狐嶺之戰后，以契丹人為主的“軍”一度成為當時金軍最有戰斗力的隊伍，金宣宗遷都開封時，還將軍作為精銳部隊護駕，后來軍卻在中都附近嘩變，轉投蒙古，使蒙古人得以順利打下中都。
作為金國人口最大的組成部分，抽調漢人參軍顯然是一個辦法。與我們的傳統認知有出入的是，當地漢人對金帝國并非那么缺乏國家認同，更不是終日等著宋軍來解放的夸張狀態，金帝國的漢化至少在爭取漢人人心上是有正面作用的，陸游所謂“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只是文人的浪漫主義想象罷了。但問題是，金國的軍制有很大問題，特別是抽調漢人參軍的“簽軍”制度有點類似后世抽壯丁一般，劉祁在《歸潛志》中曾批評稱，“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時盡揀取無遺，號泣怨嗟，闔家以為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難哉”。
女真猛安謀克“不習戰陣”，契丹人“豈肯與我一心”，漢人又在簽軍制度下“號泣怨嗟”，因此，當蒙古大軍入侵時，金帝國的尷尬處境和太平天國起兵時的清軍極其類似了：滿蒙八旗不能打，接班的漢人綠營也跟著腐化了。
可以說，金軍后期賴以與蒙古軍周旋的，主要是一些“雜牌”部隊，但誰說“雜牌軍”不能打呢，湘軍不也是朝廷經制武力以外的雜牌軍嗎？
沒錯。在金代末期，最能戰的部隊就要數“忠孝”軍了。忠孝軍由“河朔各路歸正人”組成，民族成分極其復雜，包括回紇、乃蠻、羌、渾人及中原被俘逃來的漢人，給三倍軍餉，“授以官馬”。這支部隊也就在一千余人，但在完顏陳和尚的指揮之下，卻取得了輝煌的抗蒙戰績，特別是在大昌原一役中，忠孝軍以四百人擊破八千蒙古軍，是金軍在金蒙交戰二十年來前所未有之大捷。
除了忠孝軍，金末另外一支抗蒙中堅力量就是之前曾提到的以漢人為主的抗蒙義軍了。除了如武仙這樣的“封建九公”武裝之外，出身于抗蒙義軍的還有郭仲元的“花帽軍”，郭仲元號稱大金國最后的名帥，曾在鳳翔之戰中讓木華黎撤圍而歸。
說完導致女真人戰斗力嚴重下滑的漢化，再說在蒙金戰爭中幾無存在感的女真騎兵。
金軍在開國之初本是一支純粹的騎兵軍團，“虜人用兵專尚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更曾有17名女真騎兵擊潰數千宋軍的驚人勝績。隨著戰線的拉長，金軍雖然開始引入漢人步兵，但女真騎兵仍然是這支軍隊的絕對主力。
但在蒙金戰爭中，這支曾笑傲天下的女真騎兵去哪了，我們在戰爭中看到的怎么是一支比宋人還要消極防守，全無機動性的金軍？
原因可能有三點。第一，金軍騎兵的主要構成是女真人的猛安謀克，當猛安謀克的騎射技藝日漸生疏，尚武精神被承平時光消磨殆盡之后，你又怎么指望還能找到當年那支精銳的女真鐵騎呢？這就是一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啊。
第二，隨著漢化的加深，金軍開始像宋人一樣更注重據城防守，戰略思想也日益保守化，特別是面對蒙古騎兵時已經喪失了大打野戰和對攻的勇氣，以進攻為天性的騎兵在金軍的地位也變得有所邊緣化。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在一支被防御主義主導的軍隊中，一個始終秉持進攻主義和野戰靈魂的兵種在多數時候只能是一個輔助性力量。更何況，長期地被邊緣化也勢必影響到金軍騎兵的裝備水平、訓練水平，特別是實戰經驗，一旦真的需要騎兵站出來時，也很難起到“即插即用”的奇效，這就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千萬別拿金軍騎兵和宋軍打的那幾仗說事，后期的宋金戰爭中再也沒辦法重現岳飛時期的宋金騎兵對決了，這種“低層次”的戰爭經驗對金軍騎兵的幫助并不大。
更重要的可能是第三點，金軍的馬沒了。在蒙金戰爭初期，金軍潰敗得過于迅速，連養馬重地都顧及不了，將群牧監所在地桓州（今內蒙古正藍旗西北四郎城）丟給了蒙古人。《元史》中說“下金桓州，得其監馬幾百萬匹，分屬諸軍，軍勢大振”，幾百萬匹很可能是夸大之語，但就算是幾十萬匹馬，對金軍也是一個重大損失，更重要的是，金軍從此失去了境內最佳的養馬地之一。之后沒幾年，金軍又丟掉了遼東和燕云之地，將國內適合養馬的地方基本都扔給了蒙古人，馬政再無復興的可能，陷入了與北宋當年遭遇的“無處養馬”極其類似的窘境。有大臣曾上書金宣宗，“山東殘破，群盜滿野，官軍既少，且無騎兵”，金軍實際上也是被迫從步騎混編轉變為以步兵為主，更別提開國初騎兵“一人雙馬”的標配了。南遷之后，金國雖想在河南強行養馬，重建騎兵，但一來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黃河以南大量繁殖戰馬的難度很高、性價比很低，二來侵蝕了本就捉襟見肘的農地，加劇了金國業已嚴重的農業和財政危機。
（本文節選自《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張明揚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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