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表現執政基礎來自人民大眾，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用中立客觀的技術理性選拔人才，盡量使社會問題非政治化。所以，看起來最公平、嚴格的選拔性考試就成了共同的選擇，為社會提供著關于公正和階層流動的基本預期。根植于“精英治國”的篩選性理念是盛產做題家的文化淵源。
東亞人普遍擅長做題
做題家就是考試小能手,擅長做題考試，而實際能力水平和考試成績未必一致的人。
做題家是中國的特產嗎？當然不是。放眼世界，整個東亞都是做題家的高產區。“東亞做題家”幾乎是全世界人民的刻板印象。這個梗進入了影視劇，還被編成表情包，活生生將亞洲書呆子變成了國際流行詞。
不論是“美國高考”SAT，國際經合組織發起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PISA，還是單測數學與科學的TIMSS、單測讀寫能力的PIRLS，甚至單門學科競賽——東亞文化圈各國各地的學生都排在前列。這種優勢在小學階段就表現出來，并且一直持續到高中。對于這個如此引人注目的現象，經濟發展水平、城市規模、人均教育投入，乃至智商，都無法完全解釋。
《經濟學人》統計了近年來各國PISA成績的變化，發現當教育投入達到一定水平（6-15歲人均總投入5萬美元）時，花更多錢就不再是成績的決定性因素。中國雖然公共教育投資相對極低，但如果算上家庭教育支出，多數城鎮孩子在義務教育階段獲得的投入仍超過了這一水平。經濟水平和教育投資不能完全解釋各國成績的差異，東亞人民對做題和考試的狂熱，有更復雜的因素。
東亞教育體系有共同特點
長久以來，很多人將中國人對應試教育的重視歸因于“科舉情結”。不過，這個判斷并不太經得起推敲。科舉文化充其量只能算“東亞做題家”的影響因素之一。科舉制度雖然影響深遠，但科舉選拔的人才在規模上從來就不是中國古代官員的主流。在整個帝國，不經考試、通過恩蔭、薦舉產生的官員遠多于他們。而且東亞也并非都流行科舉。韓國、越南同中國一樣，長期開展科舉，新加坡則沒有科舉，而日本很早就拋棄了科舉。
今天中國內地的人才選拔制度，和港澳臺地區并不相同，跟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差異更大。有的是“一考定終身”，有的是多次考試，有的是連考帶申；有的是統一錄取，有的是高校自主錄取。但它們都在最近百年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約而同地進入了培養“做題家”的行列。
但東亞教育體系有共同特點：知識面窄而內容深的教學方式、大量做題練習、普遍的補課班，以及看重考試，讓考試在人才選拔過程中占據中心地位。
若以PISA和TIMSS等國際測評的成績來論，東亞第一“做題家工廠”并非中國大陸，而是規模更小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教育格局跟北京上海類似，同樣遍地是補習班。《經濟學人》曾刊文稱，新加坡教育有三樣法寶：基于教育研究的教學和習題設計，更窄更深的教學內容和追求人人掌握的強化訓練，以及更出色的教師。新加坡的制度比中國教育篩選性更強。從小學到高中，學生會面臨數次分流，分流的學校層次直接影響未來發展。比如在小學階段就會面對幾次篩選：從三年級的優才班（GEP）選拔，一年一度的按成績分班，到六年級的小六離校考試（PSLE）。新加坡學生的每輪選拔都是拿錢堆出來的。《聯合早報》等媒體曾統計，67%的新加坡家庭會送孩子去至少850所補習班上課，每年花費11億新加坡元。不過，在月收入低于4000新元的家庭，只有20%的孩子上補習班。
篩選性教學理念源頭
是“精英治國”
由此可見，“考試指揮棒”決定了國家的整個教育生態。這套篩選性教學理念根植于“精英治國”——通過某種方法將人分為三六九等，篩選出精英，讓他們掌握權力。
在東亞，“精英治國”不常被討論，卻大量被實踐。從新加坡到日本、韓國，意識形態和制度雖有不小殊異，但全都信仰“精英治國”。這很可能是源于近現代東亞地區都曾經歷的威權統治史。這方面，日本堪稱先驅。明治維新在建立威權統治的同時，也樹立了比西方還要嚴格的精英教育等級觀。
要表現出執政基礎來自人民大眾，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用中立客觀的技術理性選拔人才，盡量使社會問題非政治化。所以，看起來最公平、嚴格的選拔性考試就成了共同的選擇，為社會提供著關于公正和階層流動的基本預期。有異曲同工之效的，還有以考試為主要進路的科層官僚制。發達的科層官僚制也正是東亞政治的最大共性。
東亞之外也有“做題家”
世界上也有國家和地區，那里的孩子不怎么應試做題，卻能在PISA和TIMSS等國際測評中取得高分。比如芬蘭。該國的教育模式以小班制、討論課、不做題、少考試、效果好著稱，在十多年前是全球各國集體學習的對象。不過，和所有的“素質教育”一樣，芬蘭式教學有個致命的問題：它是為一個平等而富裕的社會設計的。如果社會天然存在不平等，那么當基礎教育變得高度寬松，家庭教育和課外培訓就會拉大這個差距。近年來每年有一萬多名新移民進入芬蘭，并且大多不會說本地語言，也拉低了芬蘭學生們的平均成績。
每個國家的基本理念都包含人人平等，但不同的國家對于“平等”的定義是不同的。有的認為，盡量不丟下一個孩子，讓所有國民有公平的機會接觸到相對均質的教育資源，這是“平等”。有的則認為，參加同樣的考試，成績好的（不管原因是天生聰穎還是家長肯投入資源）就應該被篩選出來作為精英，這才是“平等”。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芬蘭、加拿大、瑞典，后者的典型則是東歐國家和東亞國家，更多的國家是在兩者之間找平衡。這兩種教育模式都能夠產生優秀的學生，但只有后者會成為“做題家”的海洋。
東亞之外，全球公認的另一個“做題家”產地是東歐國家。在經濟水平更低、公共教育經費更少的情況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學生們長期在TIMSS排前列，波蘭、斯洛文尼亞等國也在PISA名列前茅，表現甚至好過一些更富裕的西方國家。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德國。柏林墻倒了三十余年了，前東德和前西德屬地的“做題家”水平至今仍有差距。前東德孩子家鄉的經濟相對落后，教育經費和好學校相對較少，但就是比前西德孩子更能做題。這或許是蘇聯體制的歷史余韻。
有辦法不再生產“做題家”嗎？
大凡培養做題家的教育體系，改變的力量總會指向“減負”——雖然在今天，這個詞基本上已經被等同于學校甩鍋、逼家長花錢上補習班，被污名化了。然而，當教育已經成為軍備競賽，極大浪費社會資源，影響家庭生活質量，降低生育率，并造成階層再循環，讓所有人同時降低教育投入的“減負”，可能是終結這種無限內卷的唯一辦法。
2019年，一直不減負的新加坡也開始了“減負”，希望通過取消部分考試、高校擴招等，降低教育競爭烈度。新加坡的生育率本就極端低下，人口維系主要靠移民，數十年來一直將“精英治國”貫徹到底。如今竟然連新加坡也開始“減負”，可見這場昂貴的教育軍備競賽對社會的拖累有多嚴重。但問題在于，在本就信仰“精英治國”的地方，社會的篩選性并不會隨著教育壓力的降低而下降。“減負”也只能覆蓋公辦教育，只要通過考試篩選成為人上人的動力依然強大，減負就很難成功。
蘇聯也都搞過“減負”，“減負”這個詞就是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提出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續至今，但不僅未起到“減負”效果，還拉大了社會教育水平差距。日本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推行“寬松教育”，結果在增加家庭教育負擔的同時也帶來嚴重的學力下降的問題。這些國家和地區依然在減負和加壓的循環中斷斷續續地培養“做題家”。（摘自大象公會作者張蔓生）
作為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我國有著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從秦朝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以來，再到后來的漢朝，包括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之間的歷史各朝代大多都保持了長時間的世界領先地位。即使是近代以來，晚晴落后于世界發展潮流，但經過幾十年的臥薪嘗膽后，我國現在又成為了世界大國之一。
冷戰格局時，當時的世界形勢叫做“一超多強”，“超”即超級大國，也就是現在的美國。能成為超級大國，光有一個軍事優勢還不夠，還要有超強的經濟實力和政治話語度。
而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可以源源不斷的吸收來自于歐洲的先進思想，而優秀的移民又更加促進了美國的發展。其次，美國并無像亞洲和歐洲的國家那樣經歷封建社會制度，封建思想殘余對其新制度的對抗十分有限。最后就是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不但土地面積大，而且地形又都是以平坦開闊的平原為主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一戰和二戰都未在美國本土爆發。
可以說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的誕生，肯定都是離不開優秀的硬件條件。
接著再從古代說起，比如曾經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蒙古帝國。在大家眼中，都會把蒙古的崛起簡單的歸結為武力值，武力確實是其中重要因素，但是如若沒有貿易稅收，和東方絲綢和瓷器在歐洲的熱銷，蒙古也很難延續百余年。或者也可以說，蒙古擴張的同時，也在無形中造成了早期的經濟全球化。
那么古代中國又為何能經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巔的位置呢，這就要說到茶葉、絲綢和瓷器了。相傳絲綢起源于黃帝時期，而養蠶繅絲則是黃帝的妻子嫘祖所發明，因為其中過程復雜，早期是作為一種奢侈品而存在，等到漢武帝時期絲綢之路的開辟，絲綢一經傳播到西方馬上就受到貴族的追捧和歡迎。
西方貴族需求量大，但是又沒有制作技術，只能是從東方進口，而古代運輸只有靠著牛、馬等牲畜，而且距離又遠，跨過的國家多也就意味手續繁多，稅務繁多，等到絲綢到了西方后，要比收購價高上數百倍。到了7世紀左右，歐洲人終于無法忍受高昂的絲綢價格，但是又無法跨過中間商，于是便想到派間諜潛入東方偷學技術。
雖然歐洲人最后果然是將蠶卵帶回，但是并未大規模的生產，除了一部分供應給皇室貴族使用外，剩下一部分則是以高價在市場出售。
相比于絲綢而言，燒制瓷器就更是件技術活，尤其是南北朝時期的中國瓷器技術再次取得進步，剛一傳到西方馬上就受到貴族歡迎，而中國也憑借絲綢和瓷器獲得了巨額的貿易順差。時間長了后，歐洲人再次決定自己研發，并從提煉玻璃和煉金的方法中獲取燒制瓷器技術，雖然也算是燒出來了，但是成色要差得多，根本無法對中國瓷器形成挑戰。
15世紀后，因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于陸上以及地中海貿易的封鎖，歐洲也逐漸開始了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新航路的開辟。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等手工制品又通過廣州、泉州等口岸源源不斷的從海上出發抵達歐洲。
18世紀后，法國人殷弘緒再次以傳教士的身份進入中國竊取制瓷技術，在景德鎮潛伏七年之后，殷弘緒終于學得技術，并發現了制瓷的核心——“高嶺土”。到了1768年，法國的利摩日市也發現了高嶺土，此時再配以殷弘緒“偷學”來的技術，利摩日也一下在歐洲火了起來，儼然成為了歐洲的景德鎮。雖然利摩日瓷器的整體工藝照比中國還差了些，但還是憑借極高的性價比迅速占領歐洲瓷器市場。
待瓷器之后，香料、茶葉等初階農產品，在歐洲列強的堅船利炮下可以滿世界的獲取，直至晚清的衰落到滅亡。曾經被古代中國“壟斷”的手工技術，如今則換為了被歐美壟斷的高尖端技術，所以我國的發展任重而道遠，不過我們正在路上
從地球范圍來看，東亞黃種人非常的NB，遠的就不說了，在地理大發現前，東亞與世界其他文明基本是分割的，獨立發展的，誰優誰劣不好說，到了近代，西方進行工業革命后，進步神速，發展遠超其他文明，到19世紀，西方白人已基本占領了整個世界，其他種族不是被奴役就是被徹底毀滅，但西方的勢力侵入東亞后，遭到了意外。東亞黃種人在與他們的第一次交鋒中，明顯落于下峰，但東亞黃種人不像其他種族那樣，被徹底奴役和消滅，而是學習利用西方先進的科技，自強抗爭，迅速趕超。首先崛起的是東亞日本人，從國門被打開，日本發奮圖強開始，只用了不到50年時間，日本就打敗了歐洲最大的強國俄羅斯，成為近代第一個打敗白人的國家；又用了短短幾十年，日本人把白人勢力從東亞驅除，接連打敗了英國荷蘭法國等傳統白人強國。二戰失敗后，又是只用了短短30時間，就迅速超越絕大多數白人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再看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同樣在戰后，只用了短短幾十年時間，就成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上超越了很多白人傳統強國。最后說中國，中國從鴉片戰爭被白人羞辱打敗開始，同樣只用了100年時間，就成為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白人強國并駕齊驅，統治世界，在消除西方計劃經濟的影響后，同樣創造了世界震驚的經濟奇跡，短短時間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沿海和內陸經濟差異大，沿海是水稻、茶葉、蠶絲主要產區，工業較發達；西部畜牧業較發達。
朝鮮半島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韓國汽車、電子、服裝工業發達，蒙古畜牧業占主要地位，日本經濟高度發展，科技力量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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