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通過“靖難之役”篡逆而起的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為后世頗多指摘，以及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殺建文舊臣的行為招致抨擊外，對其在位二十二年的評價還是甚高的。
而縱觀朱棣執政的二十二年，也可謂豐功赫赫：重開大運河，編修《永樂大典》，經營邊疆，西部建哈密衛，東北設努爾干都司，冊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歸流，冊封西藏活佛，往吐魯番，伊梨，哈密派駐署理宗教事務的“僧綱司”，鞏固發展大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對外遣陳誠通西域，派鄭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稱臣的屬國多達八十余個，最遠抵中非地區。派軍平安南，不戰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韃靼，克瓦剌，大展天朝軍威……文治武功，偉業赫赫。
因而《明史》在承認其“倒行逆施，慚德亦可掩哉”的同時，也贊道他“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而這“卓乎盛矣”的時代，自然英杰輩出，文有編修《永樂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縉，操持國事，開大明內閣先河，創“閣體詩”的“三楊內閣”，武有平安南的名將張輔，以及五次親征漠北的朱棣本人，還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鄭和，陳誠。
然而諸多光輝奪目的人物，卻掩映不住一個人的光輝-——永樂朝戶部尚書，被海內外諸多明史學家贊為“永樂盛世大賬房”的名臣---夏元吉。這全因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這個集列朝所有“鴻業”于一身的時代，列列偉績，歸根結底都離不開一個字---錢。
為這最簡單的道理，且讓我們看看他默默無聞，卻值得尊重的一生吧。
夏原吉，字維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興，后隨做教諭的父親遷居湖南湘陰，據說其母生他時，夢見屈原來到房中，故稱他是三閭大夫（屈原）轉世。
看似出身“高貴”，卻自幼家境貧寒。十三歲時父親過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不但刻苦讀書，更兼在附近教蒙學以貼補家用。
他學蘇東坡之法，將每月的工錢分三十份懸掛在墻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條。其師知道后驚嘆道：小小年紀，尤善理財，來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財。數年之后，身擔大明朝戶部尚書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實現了老師的這一預言。
洪武年間，夏原吉考取舉人，為節省學費，他進入了大明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其刻苦態度頗得執掌翰林院的宋濂的賞識，經宋濂推薦被選入翰林院負責抄寫文稿，別人時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在“上班時間”嬉笑打鬧，唯獨夏原吉正襟危坐，安心抄錄，每次都既快又好的完成任務。
其兢兢業業的態度也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隨即破格提升為六品戶部四川司主事，從此，在這個掌控大明朝財政大任的部門里，夏原吉開始了終其一生的辛勞。
和大明朝首任戶部尚書楊思義相比，夏原吉為人低調沉默，但一語既出，必切中要害，與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楊思義全然不同。
但兩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書五經，于算學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兩人也都有過“貳臣”經歷，建文皇帝朱允文即位后，升他為戶部右侍郎，“靖難之役”三年間，他操持國家財政，供應前線軍糧，費心費力。
后建文帝事敗，永樂皇帝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不知城中變故的夏原吉正在值房“上夜班”，連夜點算城防所需用度，卻被最先賣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書茹常率兵闖入，綁了交到朱棣面前，聲言夏原吉在靖難之役中“助紂為虐甚多”，激得朱棣也頗為惱火，問夏原吉有何辯解，夏原吉卻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難，臣子理當死節，只是請殿下容臣三天。”
朱棣一愣：為什么？夏原吉答：“戶部尚有賬目未點算完畢，此事關乎黎民生計，請容臣三天內做完，再隨先君赴死。”
這個臨危不懼且至死還“牽掛工作”的能臣，終于打動了朱棣，當即下令將夏原吉釋放，官復原職留任，兩個月后又提拔為戶部左侍郎，事實證明，他沒有看錯人。
就在升官為左侍郎數月后，永樂元年（公元1404年）四月，夏原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個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時江南，是大明朝物產最為豐富之地，但是稅收的主要財源。
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來，連年暴雨成災，導致糧食減產，國家賦稅大損，此事朱棣頗為重視，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吳中，兵部侍郎方賓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兩次下江南治理，可這兩位跟從朱棣北來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勞而無功。因而夏原吉此行，朱棣甚為重視，行前專門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書籍給夏原吉。
兩個月后，又派戶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協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復考察水情，然后力排眾議，更改傳統治水方法，提議從吳淞河至太湖之間開鑿運河，并在沿途設置水閘，控制流量，以求“澇則分洪，旱則灌溉”之效，動用民工10萬人，夏原吉以身作則，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親自督工，旁人勸他注意休息，他卻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獨享安逸。
眾人聞之感奮，工程大進，次年，他又督造了連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將江南兩大河流貫通起來，至永樂二年九月全線竣工，從此“蘇淞農田大利”。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則還要等到二百年后的美國田納西水利工程時。其江南治水功績，連朱棣的第一謀士姚廣孝也為此稱贊夏原吉道：古之遺愛也。
初建奇功的夏原吉自此得到朱棣榮寵，歸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為戶部尚書，正式擔當“大賬房”。他更借此勸諫朱棣廢除“文字獄”，并為朱元璋時代因文招禍的文人們“平反昭雪”。
一番開導，終令朱棣下達了“大明朝不因文殺人”的訓誡，一批之前蒙冤幾十年的文人，諸多被封殺的詩文著作，均從此重見天日，而明朝此后文化繁榮，百家爭鳴，更從此開始。
而夏原吉在永樂時代的最重要作用，卻是和永樂時代一系列“大功業”緊密相連的：造寶船下西洋，編修《永樂大典》，南征安南動兵三十萬，五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動兵五十萬，經濟花費更是天文數字，對比前朝后世，號稱“豐庶”的隋朝煬帝時代，后人贊為“富宋”的北宋徽宗時代，累積“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時代，上述的“大動作”僅進行了一兩樣，便招致國庫空虛，苛捐雜稅叢生，百姓負擔激增，以至變亂四起。
但永樂時代，雖說難免勞苦百姓，卻終能將這些“大動作”一一完成。個中的奧妙，正在于夏原吉的“理財之能”，清朝歷史學家趙翼曾贊嘆說：歷朝論理財能者，唯桑弘羊夏原吉二人也。將之與西漢經濟學家桑弘羊相比，評價可謂甚高。
而夏原吉之所以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正在于他高人一籌的經濟眼光，朱棣的歷次“大動作“中，不斷有人提議用增加賦稅的辦法解決籌款問題，每次夏元吉都堅決反對，他的訣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
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難辦，其內容涉及到“機構精簡”，減少皇室開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費等問題，夏原吉知難而上，永樂四年，借籌措下西洋經費為由，請旨裁剪中央到地方閑散衙門200個，分流近千人。
朱棣每年給諸皇子的賞賜，也經其諫勸，每年儉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軍，經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殘兵，建成兵少戰力精的“三大營”，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賄賂以圖“方便”，夏原吉將眾人的賄賂之物盡數掛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
接著流言四起，不斷有人在朱棣面前進讒言，好在朱棣對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誡群臣：“構陷夏原吉者，處重罪”。
其他的幾條也開展起來，“平賦役”，增加對富戶階層的稅收，減免貧民階層稅收，并允許鄉民出錢代勞役，“清倉場”，即清理各地倉庫，嚴查貪污，每遇貪墨要案，他親自核算，屢屢揭穿貪官伎倆。
“廣屯種”，招募內地無地鄉民去邊塞耕種落戶，卻不是朱元璋時代的“強制遷移”，而是國家出臺“優惠”，用免稅政策和經濟補助吸引農民前去落戶，結果九邊各地二十二年來“戶口增倍”，最早從內地“闖關東”的人，也恰是這一時期。而各個政策里，最關鍵也最難辦的卻是兩樣---“嚴鹽法”，“錢鈔之禁”。
“嚴鹽法”，即洪武朝時楊思義倡導的“開中法”的再調整，“開中法”自洪武年間實施以來，對鞏固國防，加強邊地防務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樂時期卻情形大變，自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開始主動出擊，先后五次大規模對蒙古用兵，雖捷報頻傳，但每次出師都在30萬人以上，加上“下西洋”“開運河”“通西域”等大動作同時進行，財用自然捉襟見肘。
無奈之下的夏原吉“跳躍性思維”，變“開中法”為“嚴鹽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邊輸糧換取鹽引，變為商人僅向北征蒙古的“出發地”集中輸送糧食換鹽引，這小小的調整，雖減少了九邊其他邊鎮的收入，卻保證國家可以短時間集中大量錢糧，打好北征之戰。
后來遷都北京時，也故伎重演，解決了大明遷都的經濟難題，雖說是“權宜之計”，可畢竟解決了問題。“錢鈔之禁”卻是朱元璋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
洪武時代，朱元璋發行紙幣，即“洪武寶鈔”，但當時明朝發行紙幣并無“準備金”，導致紙幣貶值，物價飛漲。
到永樂時代，雖出臺禁令，嚴禁民間金銀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對寶鈔采取抵制態度，具體方法是，每到用寶鈔交易時，就故意哄抬物價，每到用銅錢交易時，便恢復常價，雖時常重懲，卻屢禁不止，以至一度“紙不如銅”。
夏原吉卻反對用強，反而對癥下藥，一方面緊縮銀根，保障寶鈔信譽，另一面讓寶鈔價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食鹽掛鉤，以維持寶鈔經濟價值。“經濟手段”確是管用，不久后物價漸趨穩定，國家財政日益平穩。
身為“大賬房”，又面臨國家每年“花費如流水”的情景，自然養成了夏原吉“用度謹慎”的特點，每年他“諫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宮廷開支和藩王用度等行為，永樂時代的各式“大活動”，如接待外國使節，修筑河道，乃至練兵設防，樣樣用款，但凡是由他負責，皆小心百倍，認真核算，做到能省則省，為此也時常與兵部，戶部等部門的官員發生爭執，由此得了一個綽號：夏刺頭。所謂“刺頭”，在當時民間方言里，是“小氣鬼”的意思。
而這“刺頭”也終于刺得朱棣龍顏大怒。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欲發動第三次北征，一舉平滅韃靼太師阿魯臺。
但深感國家財政日益吃緊的夏原吉竭力阻止，觸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原吉的國公張輔以及漢王朱高煦的爭相挑撥，夏原吉被解除職務，送“內宮監”長期關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幟從中調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抄家的時候家中僅布衣和瓦器，朱棣聞之感嘆：“果然刺頭也”。而北征的結果也不幸被夏原吉所言中：朱棣連續發動遠征，“嚴鹽法”漸被濫用破壞，國家財稅捉襟見肘，國庫空虛，從夏元吉下獄的永樂十九年（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歸途的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僅大米的價格，就從一石一貫寶鈔，上升到五十貫寶鈔。
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幟登基，赦夏原吉出獄官復原職，首任要務還是解決這“通貨膨脹”問題，夏原吉殫精竭慮，再改“嚴鹽法”，允許商人用寶鈔直接換鹽引，規定以三百貫換一引，另外繼續對皇帝“刺頭”，禁絕宮廷奢靡消費。
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原吉主持改革商稅，減少國內關卡，鼓勵商品流通，削減收稅比例，做到“稅少而財增”，經永樂時代日益空隙的國庫，終重新充裕起來。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原吉退休，數月后病逝于家，贈太師。
這位歷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賬房”，堪稱“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兩大黃金時代的關鍵人物。
補充一點的是，素來被認為“刺頭”的夏原吉，也有大方的時候，比如每年劃撥給各地收養孤寡老人的養濟院的經費，從來都是逐年增加。
但凡有各地鬧災，劃撥救濟糧米均大大超過預算，私生活方面，其親弟弟從老家來看他，他僅贈米兩石，但京城周邊乃至老家的孤苦學子，卻時常得其無私資助。在這位“大賬房”眼里，錢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
朱棣不是昏君。朱棣不是昏君，拋開他喜歡殺人，被很多人稱為暴君不說，他完全是一代明君。
他在位期間將由靖難之后的瘡痍局面發展至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盛世，史稱“永樂盛世”。大明成祖朱棣，漢族，是明朝第三位皇帝，1402年－1424年在位，年號永樂，故后人稱其為永樂帝、永樂大帝、永樂皇帝等。
朱棣在位期間改革機構，設置內閣制度，對外五次親征蒙古，收復安南（交趾），在東北設立奴兒干都司、西北設立哈密衛，在西南貴州等地區建立行省行政區劃，鞏固了南北邊防，維護了版圖的統一與完整。多次派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友好往來 。
相關說明
朱棣是中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帝王之一，也是最具爭議的帝王之一。有人認為朱棣文治武功，功勛卓著，是一代明君的楷模；也有人認為朱棣不僅是逆臣賊子，而且殺人無數，手段殘忍到令人發指，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暴君。
朱棣奪取皇位并不能算作惡，但他在奪位后濫殺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并株連眾多無辜的人，這一點就不能為他洗白了。比如《大明風華》中女主角孫若微的生父景清就是被株連九族，景清從小長大的陜西真寧寨子村被屠成了廢墟，所以真實歷史上根本沒有孫若微這個遺孤。
朱棣在位22年，期間干出了不少大事情。比如五征漠北（包括《大明風華》中所說的遠征阿魯臺部）、占領安南（今越南）、遷都北京等等。這些事情乍看上去都非常了不起，可在這些所謂的功績背后，卻是無數明朝百姓的噩夢。
朱棣得位不正，所以他急于想通過開疆拓土來證明自己才是真命天子。可是連年的征戰卻迅速耗光了明朝的國庫，百姓們不得不為滿足永樂大帝好大喜功的心愿而背上沉重負擔。
話又說回來，如果開疆拓土能有所收獲也算是物有所值。可五征漠北從來沒有取得過決定性的勝利，占領安南雖實現了開疆拓土，但安南各階層人民不斷反抗，明朝方面花費了極高昂的代價才勉強維持住了在安南的統治。后來朱棣去世，宣德皇帝朱瞻基很快就下令放棄這塊讓明朝耗盡國力的屬地。所以這兩件被記在朱棣名下的開疆拓土功績，其實沒有那么輝煌。
以上內容參考：-朱棣
在大明朝初期，能人異士數之不盡，其中首當其沖的便是劉伯溫。常言道：''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能與諸葛亮齊肩，甚至略勝一籌，可見劉伯溫的非凡之處。然而，我們今日要將的并非劉伯溫，而是一個和尚——一個不輸于劉伯溫，甚至再造大明的和尚，其名姚廣孝。
姚廣孝何許人也，他可謂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黑衣宰相。有明以來，能夠以文臣的身份入大明祖廟的人唯有姚廣孝，可見他在大明初期帝皇心中的地位。歷史上著名的靖難之役和永樂盛世，都隱藏著他的身影。那么這個和尚究竟有過人之處呢？以至于后世的李贄曾言，''我國家二百余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
一、和尚一悅，浮尸漂櫓
姚廣孝，生于元朝后期至正年間，家中世代行醫，其年幼時，元朝僧官氣勢之浩大，令他嘆為觀止，并心懷向往。年方十四，他便剃度出家，法號道衍，廣孝之名緣自后來成祖朱棣授予。
顯然，道衍和尚是個懂得培養自己，韜光養晦之人。他成為和尚之后，潛心學術，精通儒學以及陰陽術數，善吟詩賦。正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待道衍學有所成之時，他便開始游歷大好河川，廣交善緣。
期間，他游經嵩山寺之際，曾結識術士袁珙。當時，道衍和尚并未要求其為之相面，但袁珙見他相貌不禁大異，并言道：''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
按照正常出家人的觀念，''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之言，并非是何種好話，可是道衍不驚反喜，這又是為何呢？原來劉秉忠正是姚廣孝心中欽慕向往之偶像。劉秉忠是何人？他乃是元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道衍以其為楷模。顯然，袁珙的話說到了他的心坎中去了。
然而，縱然道衍心中有成就一番大事業的志向，但世事變幻，風云際會之際，他卻不急于尋找自己的明主，而是虔心在寺廟修行。因為道衍是個非凡的和尚，他具有非常的野心，在他心中堅信著，自己要成人之所不能成之事，方能證明自己。
終于，道衍的機會來了。與其機會來了，不如說他自己把握住了機會。
二、王戴白帽，熒惑守心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朱元璋一生摯愛的馬皇后病逝，被安葬在南京鐘山南麓的孝陵。此時，明成祖朱棣已經奉父皇之名鎮守北平，是為燕王。這位并不被父親看好的王子，自然不會錯過向父親展現孝心的機會，因為他的心中跟道衍一樣，有著非同常人的野心。
馬皇后葬禮之后，幾個從外地趕回應天的藩王為表孝心，希望朱元璋派高僧隨他們回藩府，助他們回守藩地后，為馬皇后誦經祈福。朱元璋見兒子們如此有孝心，自是高興得答應，遂命僧錄司推薦僧人。
當時的道衍和尚聽聞此訊后，主動向僧錄司主持該事的僧人表示，希望將他推薦給朱棣。說起來道衍的選擇看似懸奇，但人以類聚，道衍和尚雖人在寺中，卻心懷四海，并趁著此次諸王在京，早已諳熟諸王的性格與才干。當其初見朱棣之時，便認為其有帝王之相。
其實初次見面，常年征戰的燕王朱棣對這個看似羸弱的和尚其實并不是很能瞧上眼。然而，當道衍出口說出一番話后，朱棣當即改變了他的看法。那么道衍說了什么呢？他曾與朱棣密談：''如果燕王能讓我跟隨你，我一定為您奉上一頂白帽。''朱棣雖然心有猛虎，但聞言也不禁大驚失色。這話有何深意呢？原來''王''戴上''白帽''便成了''皇''。
當朱棣心中平復以后，又感到驚奇與欣喜，因為這些年來，能洞悉他內心深處想法的僅有道衍和尚，所以他認定這個和尚不一般。于是，朱棣也不藏著掖著，與道衍相談甚歡。后來，道衍得以和朱棣前往北平。到了北平后，道衍任慶壽寺住持，市場出入燕王府，與朱棣密談。
三、逆天改命，出兵靖難
公元1398年，明太祖駕崩，建文帝即位，當即便迫不及大實行削藩之策。朱元璋在位期間，為了留給太子朱標一個太平盛世，把與他征戰天下的開國元勛都屠戮待盡，可他卻沒想到，朱標走得太早。后來，由二皇子和三皇子都因各種緣故和意外而無緣皇位，朱棣心想怎么也該輪到自己當皇帝了。可是令他失望的是，他的父皇絲毫沒有念及他為大明王朝征戰天下的功勞和苦勞，堅持嫡長繼承之制，立朱標之子朱允文為皇太孫，是為建文帝。
朱元璋走后，留給朱允文的政事官員不少都是迂腐的儒生，缺乏主政經驗和豐富的斗爭經驗，全憑書生意氣做事，有心無膽。他們深知皇帝朱允文最忌憚自己的四叔父，因為不管于理于法，或者論勞苦功高，他的這位叔父都是他皇位的最大威脅者。
然而他們卻不敢直接對朱棣下手，他們若想奉行削藩之策，就只能挑軟柿子捏，于是對那些實力較弱的諸王進行下手。這些諸王也不敢反抗，任憑中央的處置。慢慢地，嘗到一點甜頭的中央文臣們信心開始膨脹，不停地試探和挑戰朱棣的權威。
此時的朱棣心中也不禁有些許不安，他知道現在北平城實力不足，還不足以和中央抗衡，于是便和道衍商討應對之策。道衍密勸朱棣不能一味地逆來順受，否則朝不保夕，現在雖然不能動手，但也應該準備起兵之事。朱棣反問，''現在百姓都支持朝廷，又該怎么辦''？本來自古以來藩王謀反，極少有成事之人，特別是太平盛世之際。姚廣孝卻道：''臣只知道天道，不管民心。''
為了起事把握更大，道衍還向朱棣舉薦了故人方士袁珙以及卜者金忠，堅定朱棣的決心。于是，朱棣開始率領著幾經朝廷苛責后，只縮軍剩余二百的死士在元朝皇宮地下修建厚墻環繞的地穴，打造兵器，訓練軍隊。終日在地表飼養雞鴨以掩蓋兵器之聲。
俗話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公元1399年，即建文元年，燕王府中百戶倪諒發現朱棣準備起兵之事，當即向應天告發朱棣謀反。此時建文帝和朝中大臣都認為朱棣的實力已經被削弱得所剩無幾，可以開始下手了，當即下令逮捕燕王府官屬。
此時，燕王老部下都指揮使張信暗中向朱棣報信，朱棣見此時雖然只有二百兵力，但已經退無可退，只能立即起兵。于是，朱棣以誅殺建文帝老師齊泰和黃子澄以清君側之名義，奉天之命，靖難王師。
四、靖難功成，藩王稱皇
起事當日，朱棣舉辦了一個誓師大會，以鼓勵為數不多的軍隊，增加他們的士氣。可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當時風云變色，將紫禁城屋檐的瓦片刮落下來，這不僅令當眾的軍官大驚失色，更令朱棣惴惴不安，因為他本就并非名正言順。然而，此時姚廣孝挺身而出，大聲叱道：''真龍飛天，定有風雨相隨；屋瓦落地，天令更換黃瓦。''
要知道，在明清時期，黃色已經成了帝皇專屬的顏色，黃色的瓦片只有帝皇的寢宮才能采用。道衍一番急智硬是令大兇之兆變成大吉之兆，令那些惶恐不安的士兵比原先更加振奮，同時還安定了朱棣的內心。
接下來就是商討起兵的具體事宜了，畢竟朱棣早先還未完全做好準備，朝廷便率先發難了，令朱棣十分被動。朱棣經過多年作戰經驗，再加上與道衍等人商議之后，決定他率軍出征，而道衍則負責輔助太子朱高熾鎮守北平。
并且經由道衍分析和建議后，朱棣決定先從北平北上，直取寧王屬地。因為朱元璋在位時期，寧王頗為受寵，朱元璋為此將元朝遺留下來的重騎部隊朵顏三衛分給了寧王。這支蒙古騎兵縱然在大明騎兵強盛之際，也可與之爭輝，更何況在已經承平三十年，當年老帥都已化作黃土的今日呢？
在朱棣連蒙帶騙，威逼利誘之下，寧王只能將這支精銳部隊給了他的老哥。結果當朱棣事成之后，他卻違背當初給寧王好處的諾言，逼迫其遷徙至江西。后來到了大明中期，他的子孫不滿先祖遭遇，試圖效仿成祖朱棣，結果被明武宗朱厚照令王陽明率軍將其擊敗，可見寧王這一脈真是憋屈。當然，這是后話。
自從得到了這支精騎部隊，再加上朱棣原本就師從藍玉等名將，以及自身天才般的軍事天賦，一路凱歌，無往不利，勢如破竹得從北平殺往中原大地。
公元1400年，朱棣已經兵至山東，然而在此處他遭遇了靖難之役中最大的勁敵——盛庸。由于盛庸的存在，令朱棣圍城濟南三個月也未能奪下山東，在道衍和尚的要求下，朱棣只能暫時退回北平進行修養。然而，更為嚴峻的事將在不久的東昌之戰中到來，此戰中大將張玉為了救朱棣于生死之間，不慎戰死。
若說道衍作為軍師是朱棣的左膀，那么張玉作為主帥便是朱棣的右臂，張玉的死去令朱棣大受挫折。本來張玉之死令朱棣打算再度退守北平，稍作調整，然而此時道衍卻極力勸諫，堅決不允許朱棣停下步伐。在姚廣孝看來，此時盛庸部隊在久經鏖戰以后，也同樣筋疲力竭，缺乏糧草，只要朱棣堅持下去，勢必能夠取得勝利。果不其然，朱棣聽信道衍建議后，雖然歷經慘敗，但也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轉眼間，1401年都快結束了，然而此時朱棣卻還在長江以北，此時朱棣不禁懷疑自己猴年馬月才能取得勝利。于是，他再度跟道衍商議他心中所感。后來，久經思索后的道衍跟朱棣建議，他們戰爭之初打得旗號就是清君側，而實際上，只要他們除掉朱允文，這大明的江山仍是朱家的，既然如此，攻城拔寨的意義就顯得不是很大，這樣也會耗光靖難之師的精力，不如繞道直取南京。
在道衍的建議下，朱棣如夢初醒，一改以往的戰略方針，不再拘泥于一城的得失，轉而擊敗淝水和靈璧一帶的南京，渡江進入應天。
五、事了拂衣，不念榮華
公元1402年，朱棣在南京稱帝，是為明成祖。但聽聞姚廣孝的建議后，朱棣遷都北平，更名京師。
朱棣在位時期，道衍被授予僧錄司左善世。兩年后，道衍拜太子少師，復姓為姚，被永樂賜名廣孝。姚廣孝在位時期，朱棣都稱他為少師，不直呼其名，禮遇盛隆。期間，朱棣命姚廣孝蓄發還俗，但卻被他拒絕。然后朱棣又賜予他府邸和宮女，姚廣孝仍堅持不受，并一直居住在寺廟中，上朝居官服，下朝后仍著樸素的僧衣。
后來縱然他賑災有功，得到的豐厚獎賞也被他散盡給鄉人。似乎他生來便只是為了完成為自己和朱棣逆天改命的使命，財色在他面前只是虛妄。
若說朱棣在位時期，姚廣孝除了治理國家外，其最大的貢獻當屬與解縉一同督造《永樂大典》，這本百科全書的存在，令中國許多典籍在后來近代百年動亂中不至于連姓名都給丟失了。與此同時，他對太子朱高熾的教導，也令大明朝在永樂盛世之后，出現了仁宣之治。可以說，姚廣孝再次締造了一個大明朝。
然而，令他感到遺憾終生的是，到了晚年以后，姚廣孝卻因靖難之役，而被姐姐所擯棄責罵，心中不禁悵惘。
縱觀姚廣孝一生，如果作為一個和尚，那他的確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得道高僧，他的心中始終牽掛著凡塵俗世，甚至早先出家的目的便醉翁之意不在酒，貪念功名。然而他卻是一個出色的陰謀家以及出色的政治家。因為他的存在，大明朝建國初年掀起了腥風血雨，但也因為他的存在，才會令朱棣有機會一展抱負，創造后來的永樂盛世，以及后來的仁宣之治。
姚廣孝既是亂世梟雄，又是盛世能臣,是雄主身邊的絕世魔兵。古人有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所謂英雄不問出處，但也看引領之人如何取舍。就如現今美國之于中國的關系一般，如果正確認識雙方，能夠堅持和平，正確引導中美關系，最終便是共贏；倘若雙方只看到彼此的''缺點''，那最終只會留下矛盾和沖突。''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所以堅定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是中國最為睿智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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