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懷化市委黨校課題組
通道會議劇照
1934年12月，長征中的黨中央途經湖南通道時,放棄了從通道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從通道轉兵，西進貴州，此舉避免了中央紅軍全軍覆沒的危險。這一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就是“通道轉兵”。通道轉兵不僅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改變了黨中央和紅軍的命運，而且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揭開了我黨歷史上第一次偉大轉折的序幕，成為第一次偉大轉折的歷史開端。
一、通道轉兵的歷史背景
通道侗族自治縣位于湖南省西南邊陲，懷化市的最南端，地處湘、桂、黔三省交界處，從地理位置上講，那是名副其實的通道。而對于長征中的黨中央和紅軍來講，卻是避免全軍覆沒、走向勝利的通道。通道轉兵發生在通道,有它的歷史必然性。通道轉兵是一步步形成的，也可以說是一步步被逼出來的。
（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長征前，博古、李德執行王明的“左”傾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使紅軍完全陷于被動地位，導致持續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長征之初，中央紅軍迅速突破了蔣介石設在贛南、粵北和湘南的三道封鎖線，沿著湘桂邊境向西前進。然而，令中央紅軍沒想到的是，一場大災難卻悄然降臨，中央紅軍經歷了長征史上最慘烈的一次戰役——湘江戰役。
（二）湘江戰役損失慘重
中央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以后，蔣介石就察覺到了中央紅軍的戰略意圖是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于是匆忙任命何健為“追剿”軍總司令，緊急調撥中央軍和廣西、廣東、湖南的地方軍共25個師數十萬大軍，在瀟水至湘江這個盆地上，布下一個袋形陣地，形成第四道封鎖線，企圖在湘江以東地區，徹底消滅紅軍。
蔣介石一手策劃的計劃看起來天衣無縫，但其實是有縫的。11月20日，紅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湘南的江華，后又奔向廣西恭城。桂軍將領白崇禧不愿同紅軍硬打消耗實力，也不愿意中央軍進駐廣西，就借口兵力不夠及防止紅軍南進，于11月22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三地全線撤兵，而湘軍何鍵為求自保，也不盡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一個缺口，給紅軍進軍黔、川空出了一條通道。
這是紅軍搶渡湘江的最好機會。可是，由于中央紅軍采取“甬道式”行軍，錯過了最佳渡江時機。所謂“甬道式”行軍，即一、三軍團擔任左、右前鋒，八、九軍團在兩翼掩護，軍委縱隊在中間，一縱隊在前，二縱隊在后，五軍團擔任總后衛。彭德懷把這種行軍方式稱之為“抬轎子”，一、三軍團像兩個轎夫，抬著中央縱隊這頂轎子。周恩來則把這種行軍方式稱之為“大搬家”，“壇壇罐罐都帶著，連機器都抬著，那簡直是不堪設想的。哪有這種大轉移呢？那是大搬家。”而李維漢在評價這種行軍方式的時候說道：“這種部署是錯誤的，是個笑話。幾個主力軍團主要起保衛中央縱隊的作用，這實際上是保衛大搬家，還談得上什么運動戰？怎么能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這樣的部署把自己的手腳完全束縛起來了，因而處處被動挨打。為了避開敵人，我們的辦法一是夜行軍，二是爬大山，實在避不開，就硬拼。”所以，一路上，騾馬成群，輜重如山，行動遲緩。這種“大搬家”式的行進方式，導致行軍速度十分緩慢。敵人處處圍追堵截，紅軍只能消極避戰，邊打邊走。
11月25日，中革軍委發布了搶渡湘江的命令，紅一軍團前鋒第二師在師長陳光、政委劉亞樓的帶領下，于11月27日占領了從屏山渡至界首30公里所有渡口。但是,紅軍還是晚了一步。敵中央軍周渾元部于26日占領道縣，桂系第十五軍返回灌陽，湘軍劉建緒部于27日進占全州，對紅軍形成南北夾擊的態勢。
中央軍委縱隊11月25日就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巖地區。但直到29日才趕到湘江岸邊，這80公里竟花了整整4天多時間，一天不到20公里，讓紅軍錯過了最佳渡江時機。
中央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從11月27日到12月1日，經過5晝夜浴血奮戰，中央紅軍大部分渡過了湘江。但是，中央紅軍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僅此一役損失了3萬多名紅軍將士，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紅一軍團、紅三軍團損失過半，紅五、紅八和紅九軍團傷亡慘重，其中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全軍覆沒，被稱為“絕命后衛師”，師長陳樹湘斷腸明志，實現了他“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紅八軍團被打散，由長征出發時的10922人，過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最終撤銷了建制；紅九軍團也由11538人減少到3000多人。據后人回憶，當時的湘江，血流成河，以至于當地老百姓流傳了這樣一句話：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三）蔣介石布下“湘西口袋”
中央紅軍強渡湘江以后，繼續執行原定計劃北上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此時，蔣介石更加明確了紅軍要北上湘西的戰略意圖，于是調集了五六倍于紅軍的兵力，在去往湘西途中的靖州、會同、洪江和綏寧等地布置了一個“大口袋”，等著中央紅軍去鉆。具體兵力部署是：湘軍劉建緒的第一兵團，7個師8萬余人，一部分置于城步和綏寧，一部分尾追紅軍，主力集結于靖縣。而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由薛岳指揮的第二兵團，8個師又一個縱隊11萬人，一部分置于黔陽和芷江，主力集結于洪江和會同，并向靖縣推進，構筑了四道嚴密的碉堡防線。
除此之外，南面，有廣西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急編的兩個追擊隊，分別由廣西尾追，并經龍勝、古宜抄襲紅軍側面，防護柳江上游，以斷紅軍南下之路。西面，也有貴州軍閥王家烈的5個團。從國民黨的兵力部署來看，中央紅軍北上湘西的道路完全被重兵封死，要想實現原定計劃已經沒有了可能。
（四）紅軍指戰員思想波動
就紅軍指戰員的思想波動來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各種不良情緒開始滋生蔓延。在長征前，對撤出中央蘇區這個關系到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臨時中央雖然在出發前幾個月做了一些準備工作，但以保密為由，沒有進行廣泛的思想動員，只限于上層少數人了解。因此，紅軍廣大指戰員甚至許多黨政軍高級干部，都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都不知道誰要轉移，轉移到哪里去，因而給部隊造成了思想上的很大混亂。長征以后，面對鮮血染紅的湘江，面對幾十萬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何去何從，廣大紅軍指戰員普遍都感到很迷茫。當時把持軍事指揮權的博古情緒極度低落，一度要開槍自殺。李德也是精神萎靡不振。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曾講道：“指戰員們怨聲載道，有的罵娘，責怪中央領導不力。”軍事顧問李德的翻譯伍修權更是發出了“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的感慨。加上國民黨的一些宣傳標語也影響了一些紅軍戰士的心理。于是悲憤、不滿、指責、失望、懷疑……各種不良情緒開始在這支遭受重創的隊伍里滋生蔓延。
二是對軍事指揮及路線產生了懷疑。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湘江戰役的嚴重失利，這些血的代價極大地震撼了中央領導人乃至紅軍指戰員的心靈。湘江戰役之后，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紅三軍軍團長彭德懷、紅軍總司令朱德以及周恩來等，他們都對博古和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有了一些認識，周恩來更是明確地講道：“遵義會議前，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即批評軍事路線錯誤。此后，我與李德的關系漸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同時，大家也對既定的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產生了懷疑。尤其是當中央紅軍快行進至通道時，面對著數倍于己的重兵，博古李德依然堅持讓三萬疲憊之師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種不顧實際的做法，使得廣大紅軍指戰員對博古和李德的指揮失去了信心。
三是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越來越強烈。面對慘重失敗和暗淡前程，黨和紅軍的指戰員們，又把希望重新寄予曾經率領他們勝利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和打了許多勝仗的毛澤東身上。包括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和廣大紅軍將領，均對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和突破第一、二、三、四道封鎖線的挫折進行著對比和反思，都希望毛澤東能重新出山指揮紅軍，挽救處于頹勢和絕境中的黨和紅軍，這種心愿與日俱增，越來越強烈。聶榮臻回憶道：“渡過湘江，中央紅軍只剩下三萬多人。這都使我深為焦慮不安。我躺在擔架上冥思苦想，為什么不能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文中也寫道：“廣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錯誤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在湘江戰役之后，達到了頂點”。
二、通道轉兵的歷史過程
中央紅軍強渡湘江以后，在西延地域集結。12月4日，朱德總司令發出西進通道的電令。電令要求：我野戰軍以繼續西進至通道以南及播陽所、長安堡地域之目的。電報講得非常明確，紅軍西進的目的地就是通道。
西進通道的必經之地是桂北的越城嶺山區，又名老山界。老山界，是紅軍長征以來遇到的第一座高山，海拔2141.5米，是越城嶺的最高峰，也是五嶺的最高峰。
從12月4日開始，中央紅軍分三路翻越廣西興安老山界。一路以中央一、二縱隊為主，沿龍塘江過雷公巖上百步陡，從主峰貓兒山的西南面翻越，其他兩路分別沿烏龜江和杉木江開進，對中央縱隊形成左右兩翼保護。
老山界最陡峭的地方叫百步陡，百步陡路段是在70多度的陡壁上鑿出來的百余級石梯，形似天梯，令人望而生畏。傷病員都下了擔架，有幾匹馬踏空，摔下了萬丈深淵。紅軍硬是以驚人的毅力帶著騾馬、抬著輜重勝利翻越了老山界，進入廣西的龍勝縣境內。
12月9日，朱德發出了令一軍團先頭師進占通道及十日各軍團行動部署的命令。電令要求一軍團先頭師12月10日要占領通道縣城。當日，中央紅軍兵分3路向通道進軍。左路是紅三、紅五和紅八軍團。中路是中央軍委縱隊。右路是紅一和紅九軍團。
12月10日，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率領的一軍團最先向通道進軍，其二師占領了通道縣城，這是紅軍湘江突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以來占領的第一座縣城。一軍團主力則到達通道的流源。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率領的九軍團到達通道的臨江口、木路口。 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率領的三軍團也于12月10日到達通道的白巖、平寨、石村地域。
12月11日，軍委一縱隊和二縱隊分別到達通道的流源和辰口。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率領的紅五軍團和軍團長周昆、政委黃蘇（蘇）率領的紅八軍團到達麻隆塘地域。至此，中央紅軍全部進入通道。
通道轉兵就是在中央紅軍進入通道后發生的。它與其他歷史事件一樣，也經歷了一個發生、發展和結束的歷史過程。
（一）擔架上的醞釀
長征開始以后，因身體原因，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經常坐擔架一路同行。三人常常在擔架上一起討論黨和紅軍的大事，擔架變成了討論政治的舞臺。
在過湘江之前，毛澤東曾向中央建議：“不要強渡湘江，而是要到湘南去，那里群眾基礎比較好，有利于紅軍機動作戰。并提議乘國民黨調兵遣將之機，尋殲國民黨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也向中央建議：“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后果是不利的。” 博古、李德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堅持強渡湘江，按共產國際的指示到湘西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為了改變這種困局，長征途中的毛澤東開始做中央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的思想工作。首先是作王稼祥和張聞天的工作，后來又做了周恩來、朱德以及其他紅軍將領的工作，此舉引發了李德的不滿。李德后來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書中做了這樣的描述：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待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待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當然，毛澤東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王稼祥和張聞天首先接受了他的意見。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期間曾經講道：“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見，三人開始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
在爭論中，毛澤東認為：紅軍北上湘西，無異于自投羅網，將會陷入敵軍重圍。貴州敵人力量最弱，如果進軍貴州可以爭取主動，還可以使部隊得到休整。不要去鉆口袋 ，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要避實就虛、到貴州去！
敵人的“實”是在通道的北面，北面有劉建緒的第一兵團，薛岳的第二兵團，有四道嚴密的碉堡防線，僅綏寧、城步、靖縣、會同、黔陽五縣統計，就有碉堡211座，其中會同有94座。
敵人的“虛”即防御力量薄弱的地方是在貴州，貴州方面只有王家烈的五個團。王家烈的主力被紅二、六軍團牽制在銅仁、石阡一帶，無法脫身，實際上貴州的黎平、錦屏一線，只有周芳仁所率的兩個團，加之地方民團也不足3000人，紅軍如若西進，則尚存一線生機。
毛澤東的這一主張無疑是正確的。首先，可以避免同優勢的敵軍交戰。以三萬疲憊之師與五六倍于己的敵軍決戰，這對紅軍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強擊弱爭取主動。在各路敵軍中，黔軍最弱，武器較差，部隊組織紀律渙散，戰斗力低下。加上黔軍內部派系矛盾重重，紅軍可以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爭取主動。第三，可以打亂敵軍圍殲紅軍的計劃，而且可以使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形成鼎足之勢，有利于爾后的戰略發展。對此，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非常贊同毛澤東不去鉆口袋，避實就虛、另辟生路的意見，答應立即找其他同志征求意見，爭取改變部隊的進軍方向。
（二）會議中的激辯
中央紅軍進入通道以后，部隊已疲憊不堪，如果繼續北上湘西，很可能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同時，敵六十三師陳光中于12月12日進入靖縣堵擊紅軍北上；敵十六師章亮基率三個旅向臨口推進；敵六十二師陶廣率兩個旅向通道溪口、菁蕪洲推進。其余十三個師、一個支隊已進入武岡、洞口、洪江、黔陽、芷江一線。
在這一危急關頭，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提議，在通道縣召開緊急會議。因為會議開的很緊急，軍事顧問李德把這次會議稱為“飛行會議”。會議于1934年12與12日在通道縣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和軍事顧問李德。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主要圍繞紅軍的進軍方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為了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中央領導人在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李德在會上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部和其它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從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系。”對此，毛澤東予以堅決反對。毛澤東在會上極力勸說“左”傾領導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建議轉兵西進。他的建議得到了與會多數同志的贊成,建議被通過了。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這樣寫道：“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
毛澤東的建議能夠得到通過，既是我們黨實事求是的結果，更是我們黨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的結果。這次會議很好地貫徹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盡管李德中途因生氣而離開會場，博古最后保留意見，但會議依然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了轉兵西進、進軍貴州黎平的重大決定，開啟了通道轉兵。
通道會議參會人員座席
通道會議參會人員
（三）危機時的轉兵
會議一結束，當天下午七時半，中革軍委即刻向各軍團、各縱隊首長發出了西進貴州、進占黎平的“萬萬火急”電令。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電報的落款是軍委，這說明這封電令是以中革軍委的名義發的。我們查閱了通道會議前后35封軍事電報，發現這是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且唯一一封標注“萬萬火急”的軍事電報。
這說明了什么呢？一是說明這封電報非常重要。以中革軍委名義發的電報，說明這不是一般的軍事決定，而是重大的軍事決定。二是說明了西進貴州、進軍貴州黎平是集體研究、集體決策的結果，體現了集體領導。三是說明了當時的形勢非常急迫，容不得半點等待和停留，必須馬上執行。
電令發出以后，全黨全軍即刻貫徹落實會議精神，統一行動，堅決執行。周恩來還親自到紅一軍團一師先頭部隊中，交待搶占黎平城的光榮任務。紅軍指戰員看到毛主席重新出山參與決策，又了解到部隊將不再硬朝敵人“口袋”里鉆，而是甩開強敵，擊打那不堪一擊的黔軍“雙槍兵”，十分高興，由衷擁護。
12月13日，中央紅軍從通道分兩路轉兵西進。一路由通道的縣溪，進入靖州的新廠、平茶，然后由新廠、平茶分兩路進入貴州；另一路在通道的播陽集結后，進入貴州的洪州，向黎平進軍。
中央紅軍進入黎平城之后，12月18日，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會議繼續討論了毛澤東在通道提出的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正式作出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此舉標志著通道轉兵取得了完全勝利。
通道轉兵的勝利，不僅為中央紅軍實現戰略轉向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而且為后來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特別是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中革軍委發布的萬萬火急電令
中央紅軍到達通道地域敵我態勢圖
中央紅軍到達轉兵貴州示意圖
三、通道轉兵的歷史地位
在黨的歷史上，被稱為偉大歷史轉折的會議只有兩個，第一個是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另一個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第一次偉大歷史轉折，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發展的道路。
為期三天的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實現長征、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實際上它也經歷了一個發端、準備、召開和落實的歷史過程。
最早的通道會議，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張，作出轉兵貴州的重大決定，邁出了實現戰略轉向的第一步；黎平會議作出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猴場會議進一步落實黎平會議決議，徹底放棄了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這三次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在遵義會議之后召開的“雞鳴三省”會議，中央實現了“博洛交權”；扎西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茍壩會議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顯然，這些會議對鞏固和發展遵義會議偉大轉折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歷史地考察遵義會議這一偉大轉折，它是由通道轉兵發端，經過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準備，遵義會議的召開，再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的落實所構成的一個連續的歷史鏈條。在這個歷史鏈條中，遵義會議是偉大轉折的核心會議，而通道轉兵則是這一偉大轉折的歷史開端。在湖南省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認為：“如果把通道轉兵看作是‘長征’復雜歷史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那么，我們可以說，通道會議在長征中黨的戰略轉變、思想自覺和組織成熟三個方面都起到了‘開端’作用，其意義是很重大的。”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蔣建農更是直接指出：“通道轉兵是實現長征偉大轉折的開端。”在我們看來，包含通道會議這一環節在內的通道轉兵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起到了開端作用。
（一）通道轉兵是長征中黨中央實現軍事戰略轉向的開端
中央紅軍長征的最初打算是從江西的瑞金走到湘西，到湘西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湘西的范圍是很廣的，究竟在湘西什么地方建立根據地呢？據李維漢和陳云回憶，是到湘西的洪江去建立根據地。
李維漢在《回憶長征》中寫道：“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陳云同志1982年6月給貴州省黔東南州委宣傳部的復信中說：“我和伯承同志應博古同志的約，在洪州司與他見面，他告我們中央決定不在會同縣建立革命根據地，改向貴州前進。”洪江當時屬于會同縣管轄，所以李維漢和陳云講的是同一個地方。
從江西的瑞金到湘西的洪江，這個行程走下來不到2500公里。然而結果是，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一路走到陜北，實際上走了兩萬五千里。這說明了中央紅軍長征并不是按照原定的軍事路線行進的，而是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對戰略進軍方向作出調整。
中央紅軍對戰略進軍方向作了調整，最終“落腳陜北”。在這個過程中，通道轉兵是中央紅軍調整戰略進軍方向的第一步。對此，李維漢在《回憶長征》里明確講道：“我認為長征改道是從通道會議開始醞釀，而由黎平會議最后決定的。”
改變戰略進軍方向，是黨中央基于對敵情的正確判斷。國民黨已經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下了天羅地網，就等著中央紅軍去鉆。因此，對于中央紅軍來講，必須尋找新的戰略轉移方向，實現戰略方向的調整。如果沒有調整戰略進軍方向，黨和紅軍很可能全軍覆沒。正如劉伯承《回顧長征》中講的，“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還剩3萬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今天看來，調整戰略進軍方向，是情非得已、形勢所逼。但在當時“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政治生態中，要調整戰略進軍方向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道轉兵作為調整軍事戰略進軍方向的開端，其作用不僅在于開始糾正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還在事實上打通了此后一系列戰略方向討論和選擇的邏輯鏈條，使中央紅軍最終落腳陜北，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通道轉兵是長征中黨中央恢復民主集中制的開端
長征開始前，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掌握著黨和紅軍的最高權力。博古、李德沒有發揚黨內民主，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中央集體領導被弱化，就連紅軍長征這樣重大的軍事計劃都沒有在政治局討論。長征開始后，由博古、李德全權指揮軍事，其權威性不容挑戰，毛澤東和彭德懷提的許多合理建議，都被他們否定了。這種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一直持續到通道會議才發生改變，到猴場會議才得到根本解決。猴場會議《決定》明確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實際上是規定了重大問題必須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取消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
通道會議之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大家有目共睹，不及時糾正這些錯誤，黨和紅軍就難以擺脫危難。在革命的危急關頭，通道會議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傳統，在全面分析敵我態勢的情況下，依靠“少數服從多數”，作出轉兵貴州的重大決策，既解決了當時黨和紅軍面臨的危機，又糾正了錯誤、團結了同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通道會議是在最高三人團掌握黨和紅軍最高權力，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的。尤其是在李德生氣離開會場，博古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會議依然能堅持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這在黨的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正因為通道會議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傳統，作出正確的決策，實現了通道轉兵，這才緊隨其后，在黎平、猴場和遵義分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才有了我們黨的第一次偉大歷史轉折。
（三）通道轉兵是長征中黨中央走上獨立自主道路的開端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危局，究其原因，歸根結底是缺少獨立自主的意識，沒有做到獨立自主。
然而，要真正懂得并做到獨立自主并不容易。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的，黨的二大通過決議正式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這就決定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的組建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里完成的。因此，它在經濟上、理論上、實踐上和干部組織等方面都有欠缺，它和共產國際的關系，從一開始就不能不是一種依賴關系。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蘇聯去學習培養的，共產國際從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國派駐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并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協助貫徹落實共產國際的各項指示。中共最初的黨綱、政綱，包括統一戰線和聯合國民黨的方針政策，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制定的。就連1930年確定了以農村為中心發展武裝斗爭的方針之后，莫斯科還專門派來蘇聯軍官，擔任軍事總顧問，駐上海租界，遙控指揮軍事；另派層級較低的德國籍軍官，深入中央蘇區，直接負責落實上海軍事總顧問的軍事方針。
湘江戰役以前，中國共產黨這種被動盲從的局面沒有發生改變。博古主政、李德主軍的領導權威也沒有發生動搖。客觀地說，是在湘江戰役之后和西進通道的過程中，這種被動盲從的局面才開始發生改變。
之所以發生改變，從外因上講，是因為長征前夕，黨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系的國際電臺遭到破壞。長征之后，處于快速流動中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徹底失去了聯系。從內因上看，中國共產黨經過十幾年艱苦曲折的奮斗，逐步成熟起來，已經具備了獨立自主處理黨內和紅軍重大問題的能力。
湘江戰役之后，領導層原來盲信的教條和共產國際的權威開始動搖了，對共產國際批準的戰略計劃就有了爭論。在通道會議上，中央領導人開始抵制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在全面分析敵我態勢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了轉兵西進的重大決定。這是長征開始以來我們黨第一次主動作出的重大決定。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通道轉兵是長征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嘗試，成為我黨歷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從教條執行到自我解決重大問題的轉折點。
正是從通道轉兵開始，中國共產黨在此后的長征途中，有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精神和勇氣，使黨和紅軍一改此前被動挨打的局面，使中國革命從被動應戰轉而開始形成戰略主動。正如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里所說的：中國共產黨“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
（四）通道轉兵是長征中毛澤東走向紅軍和黨中央領導核心的開端
隨著各路“欽差大臣”陸續被派往中央蘇區，特別是臨時中央遷入以后，毛澤東的地位逐漸下降，權利逐漸縮小，最后成為“光桿司令”，幾乎所有職務都被撤掉。
那么，毛澤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走向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呢？證據指向了通道會議。《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1982）一書中提道：“十二月底一月初，中央政治局召開猴場會議，決定了渡過烏江后實施黎平會議決定的新的行動方針。從通道會議到猴場會議，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另外，李德在《中國紀事》中也說道：“毛澤東終于獲得了表達自己主張的機會，這說明共產黨高層正發生著一種微妙的變化。對于毛澤東來講，這是自1932年以后，他第一次參加高層會議。”
當然，毛澤東能參加這個會議是非常不容易的。據康克清（朱德的夫人）回憶：“出了老山界，來到湖南境內，不久走到通道縣一個村子里……中革軍委在這里臨時開會，研究下一步紅軍行動的計劃。這是個十分重要的會議。在群眾的強烈呼聲、老總和周恩來的推動下，會議破例請毛澤東參加”。
1962年6月，毛澤東在出巡南方同隨行的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談論通道會議時說：“那個時候，中央政治局開會，不讓我參加，只讓管點政府工作和群眾工作，毫無發言權”，“一直到1934年11月，中央紅軍過了第四道封鎖線之后發生了行軍方向問題......在這拿不定主意的時候，他們在湖南通道召開了中央軍委會，這一回他們才請我去參加會議”。
由此可見，通道會議是毛澤東被排擠多年后，第一次參加軍事決策會議，第一次在中央領導層有了發言權。這次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此舉不僅為毛澤東重新參與決策打下了基礎，而且打破了具有“處理一切”權力的“三人團”的權力結構，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創造了條件。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長征行》一書中對通道會議作了這樣的評價：“通道會議為實現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實際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正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在一個月后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會后不久，常委分工，毛澤東成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實質上接過了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隨后，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在戰爭環境中，這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此時，毛澤東事實上成為黨和紅軍的領導核心。也正因為有了這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在此后的長征途中，實現了鳳凰涅盤般的新生，最終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通道轉兵”雕像前，學生們參加“追溯紅色之旅，感悟革命情懷”紅色主題教育活動，緬懷革命先烈，接受黨史和革命傳統教育。（劉強 攝）
四、通道轉兵的歷史啟示
（一）堅定理想信念，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通道轉兵是一次對共產黨人責任擔當的真正考驗。當中央紅軍到達通道時，我們黨雖然只有13歲，可以說還是一個剛懂事的孩子，但是我們黨已經深深懂得要為自己的命運擔當起責任，懂得要擔當的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大任。
在通道轉兵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挺身而出，勇擔使命，力挽狂瀾，避免了黨和紅軍遭受覆沒的命運。今天，在新的長征路上，我們必須以老一輩革命家為榜樣，堅定理想信念，牢記初心使命，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二）堅持實事求是，始終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
通道轉兵是一次貫徹實事求是精神的生動實踐。紅軍長征在通道絕處逢生，轉危為安，這是我們黨自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重要法寶，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然而，在通道轉兵前的一段時間，我們黨基本上是在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沒有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做法，不僅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也造成了湘江戰役的嚴重失利，使中國革命遭受了重大損失。
毛澤東曾經講道：“照搬蘇聯的經驗，結果把南方的根據地幾乎都丟掉了，只好長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損失。馬克思和列寧都曾說過，他們的理論僅僅是行動的指南，是指導方向的，不能當作教條。但我們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這一點，后來受了損失，吃了苦頭，才明白了。”所以，不經歷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危局，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中的大多數不會真正明白這個道理，就不會在通道會議上堅決抵制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正因為吃了苦，栽了跟頭，才會痛定思痛，才知道不能照搬書本教條和外國的經驗，而應該把馬列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
通道轉兵的勝利，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只有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準確把握黨情、國情、世情，堅持按客觀規律辦事，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勝利。
（三）堅持民主集中制，嚴肅黨內政治生活
通道轉兵是一次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成功典范，它為形成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既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新時代全黨的共同政治責任。八十六年前,長征中黨中央召開的通道會議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做出了轉兵貴州的重大決定，于生死攸關的時刻改變了黨和紅軍的命運。
通道轉兵啟示我們，什么時候我們黨對民主集中制堅持和運用得好，黨的事業就前進就發展；什么時候偏離甚至背離了民主集中制，黨的事業就會受到損失甚至遭受失敗。在全面從嚴治黨的今天，必須堅決扛起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責任，切實把黨和國家這一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堅持好、貫徹好、執行好。
（四）堅持獨立自主，始終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通道轉兵是一次踐行獨立自主的自覺行動，它邁出了實現長征和中國革命偉大轉折的第一步。正因為有了這個第一步，我們黨在此后的長征途中，又獨立自主的確定了戰略轉移方向、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實施了機動靈活的作戰指揮和選擇了長征落腳點，為中國革命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進入新時代，走什么路又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歷史性課題。通道轉兵啟示我們，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獨立自主都是我們的立足點。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必須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課題執筆人：劉克立 李成實 吳述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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