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最大的弊端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人說是2000年儒家文化的積累，有人說是清朝的愚昧封閉，有人說是因為滿族的統治，其實，這都是不是主要原因。在18世紀之前，清朝一直都在對外擴張，并建立了世界上版圖最大的帝國之一。而論經濟總量和手工業發展，清朝絕對可以說是世界第一。
而在國際貿易方面，清朝不僅主導著亞洲經濟，還占了當時全球貿易量的一半。而清朝4.5億的人口，更令當時的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如果不是羅馬教皇破壞了“利瑪竇規矩”，不允許中國的信徒拜祖、祭孔并將皇帝尊為人間最大的神，康熙也不會驅趕歐洲傳教士。
清朝最大的弊端呈現在洪亮吉的一封信里，這封信到底寫了什么？
·一封寫給皇帝的信——震鑠古今
吏治一日不肅，則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于至治不可得……
督、撫、藩、臬其標準矣。
十余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
官無大小，出門則有站規、有門包、有節禮、生日禮，年又有年費……
從上而下，督、撫、藩、臬無不取之于州縣，州縣則無不取之于民……
·洪亮吉之信的白話文翻譯
慶，你知道清朝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嗎？即使我不說，我想你也必然知道，那是吏治的問題。
作為皇上，下面的老百姓你可能接觸不到，但像總督、巡撫這些朝廷大員你小子不會不清楚吧。
僅僅一個和珅就弄了8億兩白銀，那可是大清國10多年的國民收入啊，這事不是你一手操辦的嗎？上面這樣，下面就能好嗎？
人家都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但現實情況是一個清朝的知府一年弄的銀子也不止十萬吧！
你是大清國的皇帝，你手里不但有“十三衙門”，還有“粘桿處”和“密折制度”，下面的那些事兒你敢說你真的不知道嗎？
別說像總督和巡撫這樣的一品大員了，就是一個小小的芝麻“奴才”，你看看他們都耀武揚威到了什么樣子了！如果你非要裝糊涂，我就再給你重復一遍。
在清朝，即便是一個芝麻“奴才”，只要他出門，前后左右都要有好幾個人侍候。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奴才”的轎夫和看門狗都能正大光明地收取“禮包”。
而且，每到逢年過節，婚喪嫁娶，這些“奴才”是層層孝敬，個個飽囊。
請問皇上，這些錢從哪里來的？總督弄巡撫，巡撫弄藩臺，藩臺弄知縣，知縣會自己出腰包嗎？最后還是誰在買單你真的不清楚嗎？
清朝僅僅只有一個和珅嗎？于成龍當年說過，清朝處處都是“和珅”，難道人家老于說錯了嗎？
·嘉慶皇帝是如何處理吏治問題和洪亮吉的
當這封信到了剛剛親政不久的嘉慶手里之后，這個工作上兢兢業業，態度上卻又搖擺不定的“五阿哥”當時就叫人將洪亮吉抓了起來，并發了雷霆之怒，將洪亮吉判處了死刑。
但問題是人家老洪說的都是實話，總不能說句實話就把人給弄死吧！還好，這事發生在清朝，最后洪亮吉僅僅落了一個被流放的下場，這也是他向皇帝進言所要付出的代價。
既然有人將吏治的問題擺上了臺面，嘉慶皇帝就不能再裝糊涂了。于是乎，嘉慶皇帝按著慣例在新皇帝登基之后要廣開言路，但這次引蛇出洞所得出的答案絕對不是嘉慶皇帝想要的結果。
其實嘉慶皇帝的本意是讓大家說一分留九分，最好是一分也不說，這樣大家就稀里糊涂地過去了。
沒人敢提出問題，就是沒有問題！
奈何“洪亮吉案”出來之后清朝的清流們借此機會將肺腑之言雪片一般地擺到了嘉慶的面前，幾乎每個有良心的清流所談論的都是吏治問題。
綜合了這些清流的所有言論之后嘉慶皇帝發現，他們都主張從和珅案開始下手，像當年朱元璋查辦“胡惟庸案”一樣，從上到下殺他個十萬“奴才”。
既然朱元璋可以，雍正做得也不錯，你嘉慶皇帝為什么就不可以呢？
但“小燕子的老公”不知道是談戀愛談瘋了，還是抄和珅家抄怕了，他最終選擇了妥協。在嘉慶眼里，如果徹底整治清朝的吏治勢必會牽一發而動全身。
作為一個剛從乾隆的陰影下走出來，內心還有點發抖的新皇帝，嘉慶不敢冒著得罪所有奴才的風險去整頓吏治。
雖然嘉慶知道手底下這幫奴才每一個人都不是好東西，但如果離開這些奴才，那么誰還給他做事呢？
作為當了幾十年太子的嘉慶，就連他自己太子府里的奴才不也是這樣嗎？清朝是到了非改革不了的時刻，但還不至于在我嘉慶手里就爛掉了。
我嘉慶皇帝雖然沒有朱元璋那樣的氣魄，也沒有雍正爺那樣的雄才和勇氣，但只要清朝不毀在我手里，我就不算愧對祖宗了。
如果我嘉慶皇帝真的像洪亮吉建議的那樣做了，會不會激起變故呢？
想想明朝的正德和天啟皇帝改革后的下場，再想想爺爺雍正的死亡之謎，嘉慶皇帝最終還是選擇了將和珅案就此結束。
·清朝徹底沒落的開始
幼稚地同學會認為嘉慶皇帝妥協后這事就算過去了，但這事就真的能過去嗎？
已經摸清了嘉慶皇帝軟肋的奴才們不但沒有就此罷手，反而變本加厲。
等到白蓮教起義和太平天國鬧起來的時候，清朝還有打硬仗的能力了嗎？
不僅僅八旗兵個個都成了只會吃喝玩樂的大煙鬼，就連綠營兵也是有點職位就吃空餉，整個大清從上到下算是爛透了。
如果不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支撐，清朝在太平天國時就已經完蛋了。
很多人說嘉慶皇帝也是沒辦法，這僅僅只是一個借口。
當時的世界格局和科技水平嘉慶比誰都清楚，他也不是沒有那個機會和權力去與世界接軌，但嘉慶皇帝最終還是放棄了。
因為嘉慶皇帝比誰都清楚，如果他真的按著魏源和洪亮吉等人的建議去治理清朝，憑清朝的綜合國力會比日本更加成功。
但那樣以來，大清國是繁榮昌盛了，但他們愛新覺羅家的江山還會繼續姓“愛新覺羅”嗎？
嘉慶帝生平簡介
嘉慶帝，清仁宗愛新覺羅·颙琰（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原名永琰，清朝第七位皇帝，清軍入關后的第五位皇帝，乾隆帝的第十五子。年號嘉慶，在位二十五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母魏佳氏（漢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為和碩嘉親王。
颙琰在位前四年并無實權。乾隆帝死后才獨掌大權。颙琰對貪污深惡痛絕，他肅清吏治，懲治了貪官和珅等人。但他為了維護政權穩定對統治階級的肅貪力度有限，以致于收效不大。終嘉慶一朝，貪污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倒更加嚴重。
他在位期間正值世界工業革命興起的時期，也是清朝由盛轉衰的時期。這時期發生了白蓮教之亂，八旗生計、河道漕運等問題也日益凸顯，鴉片亦流入中國。清朝出現了中衰。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駕崩，廟號仁宗，謚號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昌陵。
擴展資料： 1、在政治上，面對乾隆末年的種種弊端，颙琰也努力扭轉。乾隆末年權臣當道，言路堵塞。颙琰首先“詔求直言，廣開言路”，鼓勵大家向皇帝提意見。還褒獎起復了部分乾隆朝以言獲罪的官員。
2、颙琰聽從老師朱珪“身先節儉，崇獎清廉”的建議，限制地方向他呈送寶物，“詔罷貢獻，黜奢崇儉”，平時生活也比較節儉，五十大壽禁止民間演戲慶賀，六十大壽又禁止給他送金珠玉器。
3、對于官員的玩忽職守之風，颙琰首先從自己做起，學習先帝，勤于政事。每天一大早就起身閱讀祖宗實錄，批閱奏章，早飯后還召見大臣。對于拖拉延擱的現象嚴斥不貸。嘉慶十三年（1808年）四月，皇孫出世，內閣考慮到颙琰正高興，怕送奏折影響他，他知道后就對這種做法進行了斥責。
4、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颙琰在從圓明園回宮時在神武門遇刺，隨從上百名侍衛只有幾位反應過來，出手相救，所幸颙琰未受傷，刺客陳德當場被擒，后被凌遲處死，兩個兒子也被處絞。事后颙琰懲罰了失職的官員、侍衛，加強了紫禁城的門禁制度。
5、颙琰在位時期結束了文字獄。颙琰和清代歷朝皇帝一樣，提倡封建禮教。十分懂得“文教治天下”、“以孝治天下”，的道理，竭力用尊孔和提倡封建禮教來完善和鞏固其統治，力求在人民心目中樹立自己作為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
參考資料：-嘉慶帝
張居正
張居正概況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時與高拱并為宰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歷初年，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當時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決，前后當國10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萬歷十年（1582年）卒，贈上柱國，謚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張誠及守舊官僚所攻訐，籍其家；至天啟時方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岳集》、《書經直解》等。
詳細: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歷史功績而被后世譽為“宰相之杰” 。
明王朝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到了嘉慶年間已是百病叢生，危機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設壇修醮，青煙繚繞。幻想長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慶云頌》的華面詞藻，閉著眼睛將朝政托付給奸相嚴嵩。嚴嵩父子趁機為非作歹，貪贓枉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內閣首輔(宰相)張居正被推上了歷史的前臺，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張居正也應其巨大的歷史功績而被后世譽為“宰相之杰”。
“風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張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號太岳。嘉靖四年(1525)，當張居正在荊州江陵(今屬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墜地的時候，其先祖的余蔭對他早已不能關懷庇護，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甕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于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自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白圭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歲的白圭報考生員，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后盡忠報國，并替他改名為居正。這一年，居正補府學生。四年后，才高氣傲的張居正又順利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湖廣巡撫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并解下犀帶贈予居正說：“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個少年成名的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種見習官員，按例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期滿后可賜編修。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鉆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于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工人爭奪首輔職位的結果是夏言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于內閣斗爭，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他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張居正以《論時政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自然沒有引起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慶三十三年，張居正借口請假養病，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國事，親身接觸農民。家境本就貧寒的居正，在鄉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饑寒和痛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張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于兼并。”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張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職。這時的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深謀遠慮的徐階薦居正為裕玉朱載垕的侍講侍讀。逾德只是個虛銜，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繼承皇位，侍裕邸講讀就不是等閑之職了。在裕邸期間，“王甚貨之，邸中中宮亦無不善居正者”(《明史．張居正傳》)。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這一年，世宗歿，裕王即位，是為穆宗。張居正的機會來了。隆慶元年(1567)，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放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土。這年張居正四十三歲，此時的他大概不會忘記自己十三歲寫下的詩句“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三十年后，他終于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手”了。
“攝夷蠻騷亂，鋤當路芝蘭”
入閣以后的張居正并沒有為個人的升遷而躊躇滿志。這時的明王朝，內則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制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面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松。
而更使張居正感到擔心的還是內閣內部日益白熱化的政治斗爭。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篙倒臺后，徐防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沼，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歡迎。但不久，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終因年邁多病，舉籌失措而被迫歸田。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高拱當政期間，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張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后發生嫌隙。高措又和權宦馮保不和。隆慶六年，穆宗病歿，年僅十個歲的神宗繼位。張居正遂聯合馮保，攛掇后妃，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這樣，張居正就成了首輔，從此獨掌國家大權達十年之久。
平心而論，徐階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輔，他們為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作了不少具體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終因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與氣魄，到張居正繼任首輔時，明王朝仍然是危機重重。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托《陳六事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張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還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鞏邊防的工作。
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于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祟古立刻把詳情“密示”于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后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于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并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張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鑒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云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并以其孫要挾，俺答終于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雙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
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說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并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
以心奉塵剎，不求自身利
作為—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面臨的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他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張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加之皇帝的窮奢極欲，百姓因此才饑寒交迫，落草為寇。由于張居正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和關鍵，這才使他的改革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并受到廣泛的歡迎。
基于上述看法，張居正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歷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于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獲也正在于此。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歷四年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于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于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歷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余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余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鑒》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余85萬余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歷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張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遠遠不能滿足王公貴族的無限揮霍。張居正認為人“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理財還是要以節用為主。他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幾乎都在圍繞這個中心進行。
比如他通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裁減冗員，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據對“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沉濫者裁之”，競“汰冗員二三”。同樣，張居正也通過各種途徑削減朝廷的軍費開支。一方面與韃靼人修好，通貢互市，保持邊境安定，減少戰爭費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減撫賞開支。到萬歷二年，北邊“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余，而所省已百余萬”。還通過減客兵，清糧糗的辦法減少支出，“歲所省，兒得數十百萬”。
同時，張居正還要求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勒緊褲帶，和大家一道過緊日子。他不僅多次向神宗提出“節用愛民”，“以保國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費上，也是錙株必較，寸步不讓。萬歷七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據理力爭，上疏說，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被廢止。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
對于自己的用度，張居正也是力戒奢華。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張居正在整頓吏治、厲行節約的過程中，不僅自己廉潔奉公，而且對家屬也嚴格要求。兒子回江陵應試，他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生日，他吩咐仆人帶著壽禮，騎驢回里祝壽。萬歷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并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于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愿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
作為一名杰出的理財家，張居正深知只顧節流尚不足以解決問題。而要徹底改善國家財政狀況，還需要進一步開辟財源，增加收入。
但張居正反對通過“開利源”來理財，因為在他看來，“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較多接觸下層人民，深深懂得安民養民后國富的道理，他指出：“竊聞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呢?當時明王朝的龐大機器都由田賦支撐，而田賦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負擔不均而很難增加。為此，張居正提出懲辦貪污，清理欠賦和清查田畝等三項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畝聲勢浩大。
萬歷六年(1578)，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于是在萬歷八年，張居正上疏并獲準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布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于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占，額田大有增加。萬歷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頃。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盡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于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于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當時，不少地區已在試行適應本地區的賦役改革方案，如應天府(今江蘇南京)的“里甲銀”，浙江、廣東的“均平銀”，福建的“綱銀”，還有江南的“十段錦”，以及有些地區的“一條鞭法”等。
一條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傅漢臣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
萬歷五年，山東東阿知縣白棟推行一條鞭法，全縣錢糧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這種做法 觸犯了官紳的利益，他們便制造浮言，戶科部給事中光懋說：“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人戶貧富，一例攤派；……然其法在江南猶有稱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東阿知縣白棟行之山東，人心驚惶，欲棄地產以避之。請敕有司，賦仍三等，差由戶丁，并將白棟紀過劣處。”幸虧張居正及時派人前往東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實。于是張居正擬旨答復：“法貴宜民，何分南北?各撫按悉心計議，因地所宜，聽從民便，不許一例強行。白棟照舊策勵供職。”又致書支持白棟的左都御史李世達：“條鞭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茍宜之，何分南北。”
張居正認為一條鞭法不僅不應反對，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國普遍推廣。萬歷九年，他終于下令，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使賦役合一，并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后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征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征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張居正的理財并不限于一味地為朝廷公室謀利，而且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有時還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萬歷十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這年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至萬歷七年(1579)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并重，并提出“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面勞瘁于國事，人亡而政息
張居正于國事日以繼日地奔忙，連十九年末得見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喪守制。萬歷九年(1581)，五十七歲的居正，終于勞累病倒。
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棄了他十六年始終不放的權力，十年來竭誠擁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謚“文忠”。他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
張居正一切的改革著已于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他死后，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復和攻擊。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時，他不是一直尊其為師嗎？那是出于需要與無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面。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這是帝王的邏輯！居正既死，神宗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為天性的年輕皇帝，開始尋找一種復仇的快慰。
張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了張居正的失寵。
不久，言宮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刻棺戮尸。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
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2)，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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