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來，清華大學入藏的一批戰國竹簡被陸續整理出版，已發行十輯。與過去發現的戰國竹簡相比，其顯著特點是多為經史類文獻。其中有的篇章至今還保留在《尚書》《逸周書》中，有的散佚兩千年后橫空出世，有的長期蟄居地下而不為人知。清華簡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為中國古代文明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獻資料，開啟了古史研究的新境界。
去偽存真 考而后信
孟子曾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告誡人們對傳世文獻要善于鑒別真偽，不可盲從。《漢書·藝文志》所提到的《文子》《伊尹說》《力牧》《風后》等書，班固即以“依托”言之。這種托名古人立說的風氣，在戰國秦漢時期頗為盛行，其后仍有所見。最有名的是東晉梅賾獻于朝廷的偽《古文尚書》，在唐代還被作為官方認可的經學讀本，堂而皇之流傳千年。歷經宋元明清學者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揭穿其中晚書二十五篇作為偽書的真面目。
一段時間以來，有的論者從地下出土的簡帛佚籍得到啟示，于是援此例彼，大膽為梅本古文《尚書》翻案，主張當作可信的史料來使用。所作相關研究論證疏闊，卻不惜臧否前賢，一時相演成風。直至清華簡中發現與梅本相異的真古文《尚書》，局面始得改觀。
清華簡《尹誥》《說命》即是戰國時期流傳于世的古文《尚書》，與梅本所見全然不同。《尹誥》又稱《咸有一德》，它本是《尚書》中的一篇，秦火之后一度失傳，西漢中期重出孔壁，為逸《書》十六篇之一，至西晉永嘉之亂再度散佚。從《書序》《殷本紀》所列《咸有一德》次第看，本篇為伊尹誥湯之文，與清華簡《尹誥》的內容若合符契，構成二者同為一篇文獻的二重證據，說明今傳孔傳本《尚書》以《咸有一德》為伊尹誥太甲之書必為偽作。而清華簡《說命》即先秦文獻多次引用過的古本《說命》，與今本《說命》從形式到內容都存在著本質差異。由此人們看到先秦時期古文《尚書》的原貌，使前人關于偽《古文尚書》的意見得到確鑿證明。這是出土文獻在古書辨偽上取得的重大成果。
鑒別古書真偽，評估史料價值，是古史研究的先決條件。清華簡作為戰國中期即已流傳的出土文獻，同樣需要進行可信性研究。出土文獻要真正成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貴史料，由表及里、去偽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過程是必不可少的。如清華簡《耆夜》《保訓》形式上為歷史敘事，實際并不具有史書性質。不少人把它們視為王室檔案一類的西周文獻，以前者為記錄武王戡黎之文，后者為周文王遺言，應該是有問題的。細加考析可知，《耆夜》并非史官的即時記錄，亦非由王室檔案整理出的作品，而是戰國時期楚地士人虛擬的一篇詩教之文。《保訓》的情況與《耆夜》相類，也是戰國前期假借文王名義的托古言事之作。運用它們探索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的生長機理是有價值的，但要用于研究虞夏商周歷史則未必適宜。
集萃征史 別有進境
上古史研究可資利用的第一手材料是非常稀缺的。商周以前自不必說，即使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大量甲骨金文，也因內容單一難以適應重建古史的需要。至于《尚書》《詩經》作為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其中第一手史料也是鳳毛麟角。非常幸運的是，清華簡的發現充實了這方面的資料，有利于推動上古史研究的深入。如《厚父》《皇門》《祭公》《芮良夫毖》諸篇，其著作年代與所記史事年代基本同步，或源自西周王室檔案，或為時人所撰，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盡管它們在流傳過程中，不免發生文字訛誤，或有后世加工，但大體保持了初始成篇的面貌。據以集萃征史，別有進境。
清華簡《祭公》《皇門》見存于今本《逸周書》中，但《逸周書》錯訛甚多，已非原貌。如簡本記載祭公身染沉疴，穆王前往探視，躬身問政。當朝三公畢[~符號~]、井利、毛班亦被召見，聆受誡勉。“畢[~符號~]、井利、毛班”本為三公人名，傳世本卻誤作“畢桓于黎民般”，致使后世訓釋離題萬里，真義難明。循此考察可知，三公非指太師、太傅、太保，或司徒、司馬、司空，乃朝中執政大臣的通稱，且不以三人為限，主要由卿士寮、太史寮有關部門的主官組成，或三四人，或五六人，通常有一人為首席執政大臣，總攬百揆。在王權羽翼下的三公合議制行使中央政府職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執政色彩和優化行政決策的進步作用。又如，清華簡《皇門》是一篇以西周原始檔案為藍本，在春秋時期略有加工潤色的歷史文獻。簡文所見西周門朝制度不是傳統上認為的三朝五門，而是三朝三門。
清華簡中的《厚父》《芮良夫毖》是兩篇不曾傳世的西周文獻。《厚父》所記周武王與厚父君臣間的對話，不僅代表了周人對國家起源的認知，也反映了中國早期民本思想的萌動。過去不少學者認為民本思想是戰國時期才有的政治理念，然《厚父》提出“民心惟本”，表明這種思想以及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即已產生，適與《尚書》周初諸誥明德重民思想相印合。《芮良夫毖》是一篇譏刺時政的政治詩，反映了西周晚期的政治危機和厲王革典的實質，表明周厲王的所作所為已嚴重突破了國家倫理的基本底線，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虐之君，而不是一位需要恢復名譽的有作為的改革家。
稽古鉤沉 撥云見日
由于上古史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匱乏，致使晚出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二手材料也常常被廣泛利用。此類文獻的制作年代與其紀事年代存在巨大的時間差，基本上是后人寫作的東西。其形成過程相當復雜，至少有三種可能性，一是依照舊文整理成篇，二是根據傳說敷衍成章，三是編織情節杜撰成文。多數情況是真贗雜糅，神話與傳說并存，傳說與史實交織，極難分辨與取舍。因此，需要通過利用多學科研究手段，嚴密審查材料，發掘史實素地，稽古鉤沉，求真致用，以期撥云見日，文明重光。
清華簡中也有此類晚出文獻，深入研究可以突破舊的知識盲區，形成新的歷史認知。如清華簡《尹至》《尹誥》等篇是有關商湯名相伊尹的記述，它們未必都是商代文字，但對考索伊尹有關史跡不失為重要資料。研究發現，伊尹并非姒姓的有莘氏人，亦非庖人出身的媵奴，而是因遭洪災投靠有莘氏的子姓伊氏之長。他促成了殷氏、莘氏、伊氏戰略同盟的建立，為滅夏興殷大業作出了杰出貢獻。清華簡《程寤》敘述太姒做夢、文王占夢、太子發受誡等內容，當是數百年后戰國時期的作品。篇中涉及所謂文王受命，既非受殷王嗣立之命，亦非受封西伯之命，而是受皇天上帝之命以取代殷人對天下的統治。文王受命、稱王、改元三位一體，奏響了東進伐商的序曲。
清華簡《金縢》系近年出土的重要經學文獻之一。與今本《尚書·金縢》相較，不僅內容大致相合，而且有些異文對解決有關歷史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金縢》大體作于春秋中世，然非偽書，所載武王在位三年、周公居東即東征的史實真實可信。清華簡《楚居》是戰國中期楚人自己撰作的一篇重要文獻。篇中記述楚先、楚君的居邑及其遷徙，遠較傳世文獻為詳。就其所述戰國時期楚人居邑狀況來說，《楚居》不失為當時人的作品，但涉及楚人的族源地問題，它實際上也成了傳說資料。結合多重文獻詳加考察，可以發現楚人源起中原，待周初熊繹之時，南遷丹水之陽，立國江漢，終成真正代表羋姓楚族的南方大國。
清華簡是一次驚人發現，資料尚在陸續整理公布之中。它是一座富礦，值得學者付出艱辛，深入開掘，以推進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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