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禮（1896-1933），四川省內江縣人。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年在重慶做過煙酒局調查員，在黃埔軍校加入了周恩來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曾經從事黨的軍運、農運和工運領導工作。1933年因叛徒出賣，犧牲于重慶。
一
高伯禮，1896年4月10日出生于內江縣華山鄉。幼年時，隨教私塾的父親讀書，由于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幾年后考入了內江縣立中學。16歲時，其父去貴州做生意，不幸被人謀害。膽大過人的高伯禮一人前往貴州，將父親遺體運回華山安葬，自此輟學。
1923年下半年，高伯禮去重慶找到時任煙酒局局長的堂兄高一白，當了煙酒局一名調查員。1925年，四川軍閥混戰，煙酒局局長換人，高伯禮亦隨之失業。不久，他在高一白的資助下，到廣州考上了黃埔軍校，成為第四期步科二團三營七連學員。當時軍校有兩個群眾組織，一個是蔣介石領導的“孫文主義學會”，一個是周恩來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高伯禮毅然加入“青年軍人聯合會”。在中國共產黨的培養教育下，他逐漸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政治思想覺悟也不斷提高。不久，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畢業時，他在同學錄上寫下了“縱橫四海，氣吞八方；一人有志，邦家之光”的豪言壯語，充分表明了他的遠大抱負。
二
1926年，高伯禮從黃埔軍校畢業后，參加了北伐戰爭，在國民革命軍中先后任營長、團長。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高伯禮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后隨賀龍、葉挺領導的起義軍突圍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并參與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簡稱紅二師)，并任營長、教導隊隊長，為革命培養軍事骨干。同年10月，紅二師配合中共東江特委領導的海陸豐農民武裝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高伯禮參加了“紫金縣南嶺之戰”“公平之戰”“礫山坳之戰”。起義部隊很快占領了海豐、陸豐縣城及附近地區，取得了重大勝利。1928年2月，國民黨集重兵圍攻海豐、陸豐。高伯禮參加了紅二、四師艱苦激烈的反圍剿斗爭，由于敵眾我寡，紅軍遭受嚴重損失。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年底，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同意紅軍撤離海豐、陸豐,外籍紅軍可轉移外地或回原籍。”
1929年初，高伯禮回到四川。同年夏初，被中共四川省委派往榮縣任縣委書記。當時榮縣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農會組織也紛紛解散。高伯禮受命于危難，他不畏艱辛，走村串戶，深入群眾，使黨組織、農會組織相繼得以恢復和發展。在這期間，高伯禮還特別注意培養干部，對黨組織和農會中有培養前途的人進行文化、革命道理和斗爭經驗的教育。通過培養和教育，部分同志后來成為了榮縣黨組織、農會的骨干和出色領導人。
1930年春，上級組織將高伯禮調回內江縣，任中共內江縣委書記。一踏上故土，他便積極開展黨的宣傳工作，同時積極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搞武裝斗爭。同年7月，縣委委員廖釋惑、傅賓旸、黎光謙相繼被捕，縣委機關遭到破壞，面對形勢的突變，高伯禮迅速組織其他同志安全隱蔽，隨即化裝前往自貢，向中共自貢特別區委匯報，請示營救，后被留在特委工作。
為了加強黨對自貢鹽場工人運動的領導，1932年1月，省委任高伯禮為中共自貢中心縣委書記。他上任后，從抓黨在各階層人士中的宣傳工作入手，常到大墳堡、郭家坳、貢井等鹽業工人群體中進行革命宣傳，講解斗爭策略。他說:“要反對大資本家，先要反對軍閥。因為大資本家依仗軍閥壓迫、剝削工人。”同年8月，高伯禮領導工人反對鹽業資本家在發工資時收一塊銀元折加銅錢吊數由二十吊變為二十四吊的行為，組織工人罷工，迫使鹽井商會答應仍按二十吊折算發工資，取得了斗爭的勝利。
1933年春，國民黨二十一軍“特委會”所屬的各級清共委員會活動十分囂張。他們利用叛徒，大肆破壞地下黨組織。一批共產黨員相繼被捕、被殺，斗爭十分尖銳。面對猖獗的叛徒，高伯禮非常憤恨，他對黨員干部反復強調:“對叛徒，如不處決，后患無窮。”同年3月5日，當高伯禮正著手集中精力開展此項工作時，被叛徒藍文江出賣，不幸被捕。
三
敵人把高伯禮押到自流井二十一軍劉崇元師部，對他軟硬兼施進行誘導和逼供。首先，由叛徒劉家明出場勸降:“高老師，識時務者為俊杰，只要你反共，一定會被重用，縣長少不了你當。”一貫對叛徒就恨之入骨的高伯禮，見劉家明這副嘴臉，更是怒不可遏，厲聲痛斥:“我哪有你這種學生，你充當野獸，不覺可恥，還在放狗屁! ”罵得劉家明瞠目結舌，趕忙躲避。勸降不成，敵人又施美人計，擺好一桌筵席，弄來一個漂亮姑娘相陪，企圖引誘高伯禮上鉤。高伯禮勃然大怒，把桌子都掀翻了，弄得敵人狼狽不堪。
這時，清共委員會主任張曉林和師長劉崇元出面，假惺惺地說:“高先生，我們知道你是黃埔生，是大有作為的，只要你把共產黨的組織名單交出來，就推薦你為團長…… ”不等敵人的話說完，高伯禮義正辭嚴地駁斥:“假如我要當官的話，師長早已當了。”敵人自感受辱，聲嘶力竭地吼道:“這里是清共委員會!”高伯禮借機嘲諷:“你們是清道夫啊！把渣渣打掃干凈點，等帝國主義來，免得臟了他們的皮鞋喲！”敵人用官爵、金錢、美人等伎倆都一無所獲，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以強硬的態度威脅說:“你再不交待，就槍斃你!”高伯禮神態自若地說:“死，又有啥關系！哼！共產黨員多得很，死了我一個,還有許多人。”敵人緊接著追問:“有多少?”高伯禮幽默地說:“除了壞人以外，盡是共產黨。”接著，高伯禮向前跨一步，怒視道:“你們那些刑罰，只能破我的皮、碎我的骨，難道能摧殘得了我的革命意志嗎?”高伯禮視死如歸，敵人束手無策，只好將他送往富順監獄關押。不久，高伯禮與新被捕的自貢中心縣委副書記杜芬芳一起被押解至重慶二十一軍軍部。行前，富順縣縣長陳漢清送高伯禮十塊錢，高伯禮接過錢嗅了一下說:“你這十塊錢，吸吮了人民的血汗，我不能用。”隨手把錢丟在地上，昂首上路。
高伯禮被押解至重慶后，囚禁于國民黨二十一軍特委會監獄。他一直堅貞不屈，始終針鋒相對與敵人作斗爭，甚至大罵他們，揭露其滔天罪行。最后劉湘以“現值共黨猖狂之際，若不從嚴懲辦，殘不足以昭炯戒”為由，下令將高伯禮殺害。
1933年5月5日12時，敵人將高伯禮和杜芬芳押赴刑場。一路上，高伯禮大義凜然，慷慨陳詞，宣傳革命，揭露國民黨的罪惡，當時的《新蜀報》對此作了如下報道:“高伯禮氣勢甚雄，大呼口號不絕……沿途因呼口號用力太甚，口角不時流出鮮血……”高伯禮壯烈犧牲于重慶兩路口。高伯禮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榮的一生。
（東興區委黨史研究室 陳巨硬 內江日報全媒體記者 古佩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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