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6《收獲》，王安憶在《親歷歷史》專欄里，曾發表《成長初始革命年》一文。下文摘自王安憶《成長初始革命年》。活字文化授權分享。
王安憶，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隨母親移居上海，“文革”期間赴安徽插隊，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獲“茅盾文學獎”，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杰出的華文作家”稱號，2011年布克國際文學獎提名，2017年紐曼文學獎。
《成長初始革命年》
魏莊
文 | 王安憶
七十年代是壅塞著許多大事的十年，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處在局部的個人生活。歷史的動因在漫長的傳遞路途中削弱了沖擊力，但能量并沒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將在什么時候，又是以什么形態，體現出作用。回想起來，魏莊，是可用來象征這一點的。
魏莊屬徐州郊區銅山縣。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區和市分而治之，地區由八個縣組成，行署設在徐州市內，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實上又在徐州轄區銅山縣，就好比美國首府華盛頓是從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用地。地區和市各有優勢，地區八個縣土地平坦廣袤，特產棉糧豆麥；河流穿行，湖泊相銜，就有漁業；因是在魯地，承繼儒家耕讀傳統，教育興盛，有諸多名校——我們團坐落火車站，出門常遇問路的鄉下人，對女孩稱作“大姐”，男孩則尊稱“學生”，可以見出對知識的敬意。
徐州市有鐵路，礦業，這兩大項直屬于國家統一體系，就使這城市具有了較為開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電力，機器制造等工業。其實，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這樣，來自于商業化城市上海，對富庶的認識不免是狹隘的，總是嘲笑它商品的單調，店鋪的簡陋，街道的乏味，風氣的俗俚，北地粗糲的水土則又使它格外顯得荒涼。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學習，領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時，北京的配給中還包含著粗糧，方才意識徐州的肥腴。
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勢，用料靡費，透露出物產豐饒的氣息。火車站總是人跡雜沓，飯館里進出四鄉上來的乞討者，似乎氣度都很軒昂，飯館里人攆趕得急了，是可與人對罵；再要遇我們這樣不懂本地忌諱的外鄉人發出“不要臉”的厭聲，那么，對罵的雙方就一并責斥：什么是不 要臉？怎么不要臉？你們懂什么不要臉！即便行乞，也是大國子民的尊嚴，不可辱的。
在綱紀松懈的火車站，計劃外的自由經濟堂而皇之，沿廣場周邊擠挨著，干果，瓜棗，熟雞蛋，自制的飴糖與餅饃……都是來自八個縣的農人，蹲在地上，守一個籃子，上面蓋了毛巾，執法人員巡查過來，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雙方心知肚明，就過去了。行販多為婦女，作風精明潑辣，當要質疑她的秤，便揚聲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無限的誠懇和委屈。這就是徐州地區的鄉民。
我們地區文工團是在一九七六年開春時節來到魏莊。我曾在許多篇小說里寫過我們團，一個地區級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團，前身是江蘇省柳子戲劇團。“文工團”這名字聽起來就像戰地服務的軍事組織，事實上只不過是那時代里對綜合文藝的命名。歌舞、曲藝、戲劇，確實有著靈活機動的戰斗性功能，可適應繁簡不同的演出場合。
70年代解放軍工程兵文工團在廣西為部隊演出
這類短小精悍的團體在推行樣板戲的七十年代初期，幾乎一無二致地擴充編制，提升標準，足夠排演全場的芭蕾舞劇。一時間的輝煌過去，臃腫的人員立即成為沉重的負擔。在這最先進的國家體制之下，財政要開支所有演職員的工資，而且，因效仿樣板團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貼補營養費，對以農業為主體經濟的地區，如此開銷不免是過奢了。
現在回憶，文工團的生存一直處于憂患之 中，也許不是以經濟的方式，但實質依然是經濟的，雖然市場的時代遠未到來，政治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具體時間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們團被定出演出場次的指標，而在此之前，我剛進入文工團的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慰問軍隊和省級匯演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相當數量的演出場次要求有充足的劇目，在劇目上，我們團提早地經歷了投資失敗所帶來的危機，當然，還是以政治的名義，但遭受重創的是財政。準備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劇被批評為替劉少奇翻案的“毒草”，沒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馬。此時，出去學習，抄譜，置辦服裝道具，還借人調人——每一次排演新戲，都懷著極大的期許，期許從此翻身上馬，柳暗花明，于是大張旗鼓，等劇終落幕，緊接著就是遣散借調人員。我們這些年輕男女，是文工團里的小輩，文工團沿襲著舊式團體的風氣，像個大家庭，凡事都有長輩扛著，我們百事不管，只是將些流言傳來傳去。聽說事情發生以后，團里的書記——這名書記的形象、氣質、裝束、言語，都像是農村生產大隊的書記，以此也可見得我們這個地區文藝團體的性格——書記說出一句極慘痛的話，他說：我現在要死都沒處可死！
七十年代的文工團演出舞蹈《草原輕騎兵》
這一年的魏莊之行，帶有臥薪嘗膽的意思。舊歷年前，我們去江西九江文工團學習了一部新歌劇，《模范山鄉》。其時，全國文藝略顯復興的氣象，八部樣板戲外，又創作并且欽定了幾部，納入樣板，比如京劇《杜鵑山》、芭蕾《沂蒙頌》。除此,各地還出臺了一些不算樣板卻也準許演出并且傳播的歌舞戲劇，各級軍隊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藝匯演，就是對創作的鼓勵支持。雖然文藝政策拘謹，政治第一，但國家一統，亦能集中財力人力，也有另一種活躍。總之，全國八個樣板戲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勢。
《模范山鄉》說的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歷史早有明鑒，不會再生政治嫌疑，音樂是以興國山歌為素材，老區的民俗，也不會產生文化上的歧義。于是，我們團就在它身上開始新一輪的押寶。在此之前，我們團和地區另幾個劇團，梆子和柳琴，聯合舉辦大規模的招生，四鄉八里熱愛文藝的青年紛紛 來此報考，考試進行了好幾天。
這一回，我們團招募的多是聲樂和器樂, 說明有意識地向轉型準備，從歌舞曲雜轉向大型歌劇。這樣的轉型在我們團短暫的歷史上發生過無數回，每一回都是受具體劇目的驅使。歌舞曲雜轉向歌劇——為排演湖南省歌劇院創作的歌劇《農奴戟》；有兩度轉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頌》。每一次為轉型招來不同特長的人，也因此，我們團的人才很雜，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國以后新文藝的面貌。
就這樣，新招來的人員以實習的身份參加排演《模范山鄉》，勉強湊齊一個單管制樂隊和四聲部合唱團，出發往魏莊去的早晨，站了滿滿一院子，上車則有一行，浩浩蕩蕩駛過狹窄的石子路，往鄉間去了。
離開城里的駐地，去到郊縣排練,是為排除干擾，也為向上級部門、地區文化局明志，其實有些夸張，可怎么辦呢？我們團總是不景氣，消耗一大堆財政，卻不能有一點可喜的成績，為領導長臉。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測，我們掌握不了事態，只能在姿態上做文章。否則，真的很難解釋，憑什么要在這么一部粗糙的歌劇上大動干戈。這部大戲，除了政治正確以外，從情節到音樂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們蝸居在這個偏僻的村莊里，夜以繼日地排練著。好在，我們團已習慣這樣漂泊的生活，比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當天就可來回。也有家眷來探望的，順便領略田園風光，再買些農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過得還不壞。
電影《芳華》中的70年代文工團
魏莊是個生產大隊，提供給我們幾處空房，供住宿和排練。宿舍全是地鋪，鋪草盡夠。樂隊排練在村莊前面半里路的一間小屋，大約本是一間場屋，供看場人住，如今場院改了地方，便閑置下來。場屋有里外兩間，外間大，里間小，只夠安置一張床的，住兩個人，看守樂器譜架等物什。早上開排，弦管鼓鐃齊作，但因天地廣闊，有更大的沉靜，倒也不顯得多么喧鬧。村莊里的氣氛就嘩然了，合唱練聲，演員排戲，又有起居飲食，于是沸沸揚揚，活脫是個小世界。
伙房占了兩間屋，一間起炊，一間供燒飯師傅住宿，露天下擺一些桌凳，就作飯堂。印象中從沒有過下雨，否則又到哪里去用餐？雖是在鄉間居住，可并沒有做農活，還是和市里一樣作息，卻都胃口大開，多幾倍的食量，大約是空氣清新，思想單純的緣故。每到開飯時間，伙房門口就擠滿饑餓的人，用極大的缸和盆打飯打菜，風卷殘云地吃畢，再等下一頓開飯。我們團到魏莊后,臨時搭建了一口鍋爐,供全團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團里燒鍋爐是由傳達室大爺兼任，此時大爺要留守文工團，不能跟隨下鄉，原則上就由全團人輪值。但要輪到我們這樣沒經驗的人，只會讓鍋爐自生自滅，所以，事實上還是靠幾個會侍弄鍋爐的專司。
魏莊真是一個文明的村莊，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開放。到了這一日，鄉人們早早地起來,帶著肥皂毛巾,干凈衣服，結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間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爐子從天不亮燃著，一桶桶水燒開了往里擔，最終如何放水從來沒想過。我們不慣泡澡,也嫌泡過澡的水不潔，所以更要趕早，早在鄉人下池之前,用臉盆舀出池里的熱水。前一晚就開始緊張，相互約定叫醒，次日清晨,三星還在天邊，就已經上路。洗出回來，太陽剛剛升起。這一日，鄉路上絡繹著的，都是披散了黑發，紅撲撲臉的女人，有意放緩了腳步，享受身上的輕暖清新。
王安憶
回想魏莊的日子,是寧和而悠閑的日子,不知不覺中,冬去春來。去的時候，身著冬衣，夜晚的風還很料峭，麥子也沉寂著，一夜之間,樹梢和田地全都綠了。有一個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來看望，走時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壩，太陽將身影投在壩頂曬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著另一個自己，小小的，活潑潑的，新鮮的生命，心情忽變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測茫然，還有情感上不盡如人意，如氤氳散開。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陽下，也有著一種靜謐的荒漠。 在這空廓的天地之間，時間似乎是停滯不動的，從古至今，都是一樣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們身上發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籠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穩著。可是就在這偃止的聲色中，劇變卻向我們臨近。
這一日，忽召集全團大會，文工團的書記——另一位書記，我們更換領導相當頻繁，總是指望新的領導帶來新的氣象，這位書記是黃白的臉色，長年有些浮腫，很少見他笑容，很緘默。凡來到文工團任書記,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會像前一位書記那樣說出慘然的話，倒也不是說他能有什么辦法，處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顯然有更為開放的思想，因而他的憂患也更深沉——此時，他站在一面土墻前，昏黃的電燈在他臉上印下幾片陰影。他的臉色更不好了，并且，憂心忡忡。與其說接下來的不安是來自他所傳達的內容，毋寧說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說是哀傷的面容，給人強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發生了。書記方才從徐州地委領了指示，受命下達于各基層單位，說是北京天安門廣場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場斗爭的新動向。
他很快結束了傳達，宣布散會，各種樂器的練習曲又在四下里響起來了，那些最勤奮的樂手繼續練琴。余下的人頗有深意地沉默著，忽而交換興奮的眼神，那都是較為年長的人們，歷經中國政治的時局變化，他們善于從只言片語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虛實真偽。之后的幾天，他們成了廣播和報紙的愛好者，無論廣播還是遲到的報紙都是發布新華社通稿，可經過他們的評述和演繹，越來越多的內容呈現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國,有的是這樣的時政分析人才。
漸漸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大事情，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它離魏莊多么遙遠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還是政治的。 如魏莊這樣的地方，是歷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蕩的世事里，它都居不變應萬變。而我們團，要浮躁些，很難避免騷動，可又只是細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動起來。多少是盲目的，要等偌多時日過去，拉開距離，從全局觀，方才可歸入歷史。
四五運動，是指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4月5日發生的以天安門為中心的反對“四人幫”、否定文革的全國性的群眾性非暴力反抗的抗議運動。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正義的非暴力反抗的革命運動。該事件在當時被錯誤的定為反革命性質，兩年半后被予以平反。四五運動成為了該年全民反抗四人幫的一次具有歷史里程碑的重要意義和象征性意義的歷史事件，直接帶動了半年后四人幫的被粉碎。
最初的騷動過去，事情又回復到原先狀態，依然排練《模范山鄉》。春深了,天氣越來越暖，麥子黃了。村莊里總是一股柴火氣，來到村外，面對田野，就有篷松干爽的麥香撲來。我們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區八個縣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寧縣已經是仲夏。
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熱，睢寧的劇場是新造，舞臺很大，外觀也不錯，可是沒有宿舍。我們為節約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決。每晚演出結束，男團員四散在舞臺和觀眾席，尋通風涼快處席地而臥。女團員安排在劇場頂樓，說是頂樓，其實是屋頂下的夾層，經過白晝里日頭的烤曬，又經過晚上舞臺燈光從底下的傳熱，這夾層就好比火上的熱鍋。夾層里也沒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從底下打了，通過燈光間的側梯，一層一層端上，再一層一層端下倒去，女孩之間經常為竊水的事情口角。最熱的時候，女孩也下樓睡在劇場，將座位翻下來，連成窄窄的一條鋪，在扶手底下躺平。劇場里也是熱，睡了一時，就有人熱醒，三五結伴到劇場外大街上買瓜解暑。賣瓜人是睡在板車下面，隨時爬起來接納生意。午夜里，沒有一絲風，整座城焐在高溫、白日的光照和人的體溫里，沉甸甸的熱里，不時透出說話聲和蒲扇撲打的聲響，四處都是無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來，昏沉沉地吃，溫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熱來。反復折騰，天邊已經亮起通紅的晨曦。開演時分，燈光亮起，帷幕徐徐拉開，展露出瑰麗的人和景，人們絕想不到，這地方經過了怎樣流民的、失所的一日。
我曾經去睢寧縣人民醫院體檢，企圖檢查出些問題好請病假回上海。人民醫院清潔寬敞，墻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顯得那么溽熱難耐。醫生護士穿著白大褂，臉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檢查報告出來，一切正常，又寫信給家里，讓母親寫一封信來，編造一個事端，讓我請事假回上海。來回折騰的時候，傳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亂焦慮的處境里，我們并沒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動，似乎沒有余暇關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結束終于放了假，再從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們團從火車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區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蓋起了防震棚。
唐山大地震后的景象
魏莊故事早已經結束，這是后續的后續了，但又似乎并沒完，從它源起的事端還在向前發展，并且加速行進。假期中，毛澤東逝世，從上海被召回徐州，來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縞素，辮梢上系了寬寬的白發帶，正應了一句俗話：若要俏，常帶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種韻致。文工團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樣簡素的時代里，依然不是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嫵媚的女性氣質。
經過一個煎熬的暑天，秋天顯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極遠處可見南遷的雁陣，呼吸都是輕快的。似乎是和時局不相宜的情緒，可季候就是這樣籠罩著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氣息，是不是其間潛伏著更強大的意志？ 而我們，是政治社會中小而又小的單位，在紀念碑式的歷史的縫隙里，自成格局，度著一己的悲歡。在接踵而至，更劇烈的震動，也就是“四人幫”倒臺，我們自然也是興奮的。文工團的人總是喜歡熱鬧，雖然誰也不真正了解政權上層在發生什么，但嚴謹的政治生活總歸是束縛人的活潑勁。
四人幫倒臺
我們團即興排演的一出活報劇，表現“四人幫”的丑行，在此劇中，可說大大釋放了我們團風趣的天性。扮演張春橋的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著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瑯架眼鏡，搖一柄折扇，前進三，后退二地上場，真是活脫脫的。聽老演員說，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戲里的扇子功。他幼年進江蘇省戲曲學校柳子戲班坐科，習的是武丑，后來畢業,柳子戲專成一團，放在徐州地區，就是文工團的前身。
這一個古老的幾近失傳的劇種，有著嚴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業上再走遠，那也是壓箱底的貨。看電影《有話好好說》，他與姜文在飯館里談判的那場戲，一句一句地壓上來，忽有一瞬松弛，再壓上來，無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術的訓練，單靠體驗派的現代表演教育是達不到的。
電影《有話好好說》中的李保田
明澈的秋天過去，冬天來到，我們還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報時有時無，傳聞緊張時候，夜里還安排輪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較艱苦，從暖和的被窩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們也挺會消磨，在爐子上烤紅薯。所謂值班，就是守著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鑼。一整個冬天里，除了我們自己不小心推倒，沒有一次自行倒下。紅薯烤熟，香氣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時間已過去。與接班的交割，回進棚里再接著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蘆席鋪頂，很長的一條，生了爐子。也不覺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結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顯感到腿沉，拖不動似的。從劇場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車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個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無比，就好像夢中人走路，心里急卻使不上勁。后來一臨近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懼。我以為我一定是患了嚴重的關節病，家里寄來一雙護膝，卻也無濟于事。去醫院檢查，沒有任何結果。很多日子過去，社會開始對精神衛生有所認識，抑郁癥幾成流行病，我讀到其中有一癥狀，就是關節障礙，不由想起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時候，我忘記了病痛，意味著它不治而愈，而且，從此再也沒有復發。那一個冬天，確實是個沉郁的冬天，我們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著，多少是因為房屋緊缺。火車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團膨脹出來的人口占滿。又一批男女結婚生子成家，從宿舍搬出，獨占一室，原先的集體宿舍已分割成多個單間。我們這些單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們早出晚歸，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經過那條令我膽寒的坡路。
時局確實在變化，許多禁演的劇目開放，我們團開排大型歌劇《洪湖赤衛隊》，春節隆重上演。除夕夜首場演出，我發著高燒，一個人睡在防震棚里，昏沉中感覺有人走進防震棚，大約看見棚里有燈光，是我們團的會計。走過來在我額上摸一下，說了聲：燙人！走了出去。我以為他要去喊人，事實上一去不回，而我也睡熟了。次日清晨已全面退燒，晚上還是到劇場演出。我們團寄予厚望的《洪湖赤衛隊》只演了十一場便封箱落幕，因為電影《洪湖赤衛隊》重新公映。
舞臺劇《杜鵑山》劇照
時代在朝好的方向轉變，可我們團卻日益窘迫，每一次謀求新路緊接著就是遭受重創，人心渙散，都盤算著如何離開文工團。社會在一夜之間打開無數扇門，突然間涌現那么多可能性，簡直目不暇接。 令人驚訝的是，經歷了那么多，意氣已經消沉，卻發現，還有充裕的時間，我們都還年輕，來得及開創另一種命運。這在某種程度上將我們團往下坡路上又推了一把，我們團留不住人了。
我們團在一起時總是給人頹敗的印象，沒一件事做得順當，可分成個人，后來證明都發展得不壞。李保田是不消說了，有一位美工師去了北京藝術研究院；一位圓號手考入藝術院校，畢業后留校；有歌唱演員和演奏員調入省歌舞團和大軍區文工團；有自建民樂團名揚海內外……看起來，我們團當年方針動搖，目的不明，招募人員雜沓不齊，但卻很識得人才，作為個體，都有些斤兩。
關于《模范山鄉》還有一件事可說，就是彩色劇照。我有一個演員隊里的同齡好朋友，在《模范山鄉》扮演一名村姑，戲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張劇照——白軍清鄉后，從藏身的壁櫥里鉆出，兩手推開櫥門，屈膝探身。這一張照片拍得極好，都可印成明信片發行。心中很是羨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許不等有一張好照片，青春韶華就將流逝。
文工團的男女普遍年輕，大多在十二三歲招來，滿二十歲就有成人感，特別能感覺年華易逝。有一次去地區醫院，聽醫生喚我“小女孩”，十分的不適和反感，這就是我們對年齡的概念。想不到之后還會有很長的歲月要度，很多的改變要經歷，會擁有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厭煩的照片圖像。
1978年，王安憶和父親王嘯平、母親茹志鵑在家中
七十年代是個家國情懷的年代，可在我，總是被自己的個別的人與事纏繞，單是對付這么點兒零碎就夠我受的了。 并不經常地，僅是有時候，我會從壅塞的記憶中，辟出一個角，想起魏莊。那一個午后，送走訪客，走在春陽下的壩頂，非喜非悲，卻是有一種承認的心情，承認這一切，于是就要面對。
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于上海
來源：活字文化
《成長初始革命年》王安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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