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詔廢團茶，改貢葉茶(散茶)。后人于此評價甚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采芽茶進。……按加香物，搗為細餅，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

兩宋時的斗茶之風消失了，餅茶為散形葉茶所代替，碾末而飲的唐煮宋點飲法，變成了以沸水沖泡葉茶的瀹飲法，品飲藝術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開千古清飲之源。

明人認為這種飲法，"簡便異常，天趣悉備，可謂盡茶之真味矣。"這種瀹飲法實際上是在唐宋時就已存在于民間的散茶飲用方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明代一些文士如文征明、唐寅、徐渭皆是一時懷才不遇的大文人，于琴棋書畫無所不精，又都嗜茶，因此他們有能力開創了明代"文士茶"的新局面，他們都有不少佳作傳世，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與前人相比，他們更加強調了品茶時的自然環境的選擇和審美情趣的營造，這在他們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畫作中高士們或于山間清泉之側撫琴烹茶，而泉聲、風聲、琴聲、與壺中湯沸之聲融為一體。或于草亭之中相對品茗，或獨對青山蒼巒，目送江水滔滔。

茶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就已不僅僅是一種物質產品，而成了人們契合自然、回歸自然的媒介。

明初社會不夠安定，使得許多文人胸懷大志而無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琴、棋、書、畫，而茶正可融和于其中，因此許多明代茶人都是飽學之士。這種情況使得明代茶著計有五十余部之多，其中有許多傳世佳作。

其中，陳繼儒撰《茶董補》，朱權撰《茶譜》，于清飲有獨到見解;田藝衡在前人的基礎上撰《煮泉小品》;陸樹聲與終南山僧人明亮同試天池茶，撰寫《茶寮記》，反映高士情趣;張源以長期品飲心得、體會撰《茶錄》自不同凡響;許次紓撰《茶疏》，獨精于茶理。在這中間，朱權及其《茶譜》尤有重大貢獻。

朱權(公元1378-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世稱"神姿秀朗，慧心敏語"，因招其兄明成祖朱棣猜疑，長期隱居南方，深自韜晦，托志釋老，以茶明志，鼓琴讀書，不問世事。他在《茶譜》中就明確表示他飲茶并非淺嘗于茶本身，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表達志向和修身養性的方式。

朱權對廢團改散后的品飲方法進行了探索，改革了傳統的品飲方法和茶具，提倡從簡行事，主張保持茶葉的本色，順其自然之性。

明三寶太監鄭和于公元1405-1433年曾奉使七次遠涉重洋，到達中南半島、南洋群島、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阿拉伯半島等地，最遠曾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每次都帶有茶葉。

南亞諸國對于中國茶葉的傳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些國家正是中國從海上通往地中海和歐洲各國的中介地。元、明以后，中國茶經過這些國家傳向西方，形成了一條海上的"茶葉之路"。正是通過這條途徑中國茶文化的影響才開始遍及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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